虚惊
9·11后去美国，落地就遇上了麻烦，原因很简单，美方批准我们的入港处在洛杉矶，而直飞纽约的我们，便成了异动者。翻译怎么解释也无用。来人把我们带去“特别”通道盘问后又带我们去一个大厅。进厅门我就感觉不对劲，明晃晃的玻墙大厅里尽是警察。我还未回神，就见两个腰露手枪的巡警过来，强令我身边的一个黑娃开箱。“这是啥鬼地方？”原本无所谓的我们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同行的小姜，说出了他的担心：“会不会把我们当恐怖分子？”我听了想笑。一个本·拉登就把当今霸主吓得如此杯弓蛇影，这日后的世界究竟谁怕谁？我们进门时全身都被检查过了，鞋袜脱光，连腰间的皮带都被抽出来了，就差没把手提的裤子脱光。
“自由世界”，是法制国家，哪有人们想象的“连空气都是自由”的。像我这样随心所欲的“暴发户”，真正的“自由天堂”恐怕应在肯尼亚或金边，在那里遇上这样的麻烦无须我开口，他们都会暗示我怎么解决的。可在这里我不敢。“大陆的。”一个举牌的女警用华语在喊。小姜上去回来悄声说：“警察正在查询我们来美的邀请方，千万记住。” 那公司我早忘了，随口说出一个我熟悉的洋名：“是不是香格里拉。”小姜没敢笑出声，他像怕别人发现我俩在串供似的，头扭向一边。我心里明白，这偌大的审视厅，暗藏的摄像头早就在窥视我们了。大厅里静得只有脚步声。
小姜上去耽误了好一阵坐回了原位，而上去就拿回护照的我，更觉奇怪，刚才未被审查的团长这时也被请进来了。等他们一起出来我才弄明白，原来是小姜的手提包出了问题。他提的包是团长的，警察问他包内有何物，他说不出来。警察要他开包检查，上锁的包他又打不开。警察怀疑他是小偷。团长自己前去说明，警察仍是摇头。在美国警察看来，自己的包应该自己提，你的包怎么跑到别人手上去了。美国警察哪里能懂中国的“国情”——首长的包，从来都是别人拎的。
高楼所思
登上帝国大厦，撼人的还是城市“森林”。昨夜逛曼哈顿，走在大街上，能见的天是一线天，一幢高过一幢的大厦，笔直如崖，通天的辉煌。而这时登高，一眼望尽的“森林”，却是看不见地了。
你分不清哪里是克莱斯勒大厦，哪里是洛克菲勒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仿佛就是延向海河、天边的整个城市。据说，眼前所见，大都还是帝国上世纪初的辉煌。
我想：那时从“篱笆墙的影子”里走出来的华人，目睹这梦境般的现实，其感受不会亚于13世纪马可·波罗见到的杭州。倒是无知的我，少年时成天填不饱肚皮，还在高喊打倒“纸老虎”。我们从小谁怕过美帝。可为什么到了今天，国力大增的我们，反倒失去了当年的勇气。
大厦之巅，风很大。横跨新泽西州海河上光照的高吊桥，一条又一条，虹影似的牵起我遐想：一个既无主体民族，立国就200来年，又在一片荒野——整个曼哈顿仅值24块美金的土地上，何以横空出世。
我绝非崇美者。我老在想，美国走的是什么强国之路？它无需“光荣革命”，也无需“文艺复兴”，直接就坐了世界头等快车，抢占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相形之下，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我们，进入现代社会，反倒是连路都不会走了。
学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学像没有？“走俄国人的道路”，不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连第一步都走不通。当年，我们与苏联的分歧，不就是国情不同，不可能照搬照学的分歧吗？
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就如同一个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出生的背景、成长的环境，养成的个性、思维、爱好等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这个”。我们能研究出别人成功的经验，但谁又能按别人成功的经验复制出自己？这个道理，谁都明白。然而，将其放大，说到国，理论就不清楚了。正如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叙说起别人的成功头头是道，可他就是没法把他自己说清楚，更没法在社会这个轴坐标中找到他自身的点以及发展的空间。
国与人、大与小，尽管有不同，但走自己的路，在这一点上应该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形成的历史格局、传统文化、思维习俗等等。我们能研究总结出一个国家成功的发展史，但我们能照搬照学吗？“拿来”的东西脱离了它的母体，价值还有多大，能融进我们的母体吗？百年的教训，足以让我们清醒，与其多夸夸其谈说别人，不如多研究些自己，走出一条让别人来研究我们的路，这恐怕才是我们当代人最该做的。
我们的盛唐，学的是罗马，还是希腊？我们不也成就了世人惊慕的帝国？可那时，又有谁能依样画葫芦，复制出我们那样的帝国？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成功的人明白这个道理，要想成功的国家也同样该明白。
美国，就是自己走出了一条强国之路的典范。不管它立国之初，走“农业立国”的乌托邦道路，还是以后步入世界潮流，走“工商立国”之路，它都是在实践中自我寻找，走自己的路，把世界先进理念结合他们的具体“国情”，走一条自我完善之路。我们学美国，这是根本。如果它立国之初，亦步亦趋地学英国，能成为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当今科技的领头羊吗？跟我者，必后于我，学像我者，必死于自己。这是很多人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为什么谈到国，总有些人老想着现存的“拿来”？
双星子大厦是可以“拿来”的，它前年倒塌了，我们来时路过，那里的地面还在清场，看不见的这里，它好像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国体如人体，是拿不来的。国家的国运犹如个人的命运，只能靠自己去把握，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是走不出自己的路的。
离开大厦前，我深感欣慰的是：幸亏，在中国改革开放、泾渭合流的浪潮中，我还没头晕到连自己的路都不会走了。
我们差的是胸怀
在美国首都，瞻仰了华盛顿纪念碑，那是169米高的全城之最。城里四处都能看见。淡黄色的塔碑，高耸蓝天，碑上没有一个文字。
美国人纪念他们200年前的这位老人，什么都没说，说什么都难以言尽。只要你登上过帝国大厦，途经过他们的乡村，还有他们快速称霸世界的当今，还有未来……一切的一切，不都在告诉你，这位美国开国“国父”的伟大吗？
我敬仰他的伟大，不在于他做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做了些什么后的高风亮节。他不以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高盖世，无视“独立宣言”的神圣。他严拒了有人怂恿他建立军政府的主张，还政于民。他以他的崇高威望主导了“联邦宪法”的诞生，并以身作则，给后来的领导者做出了光辉表率。
一个叱咤风云的始主，功成名就后回归乡野，这是何等的胸怀。中外史上恐怕都难找到这样的先例。中国人自古希望有个好皇帝，美国人好就好在有了这样一个“好皇帝”。我只能说这是他们的福气。
美国人不仅敬仰他们的伟人，同时对那些逆潮流而动的历史人物也没忘记。我们在国会大厦的阶梯前见到两个高大的将军铜像，一个是格兰特将军，一个是罗伯特·李将军。这两个南北战争中的生死冤家不褒不贬地屹立在民主殿堂外。这就是美国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
没有失败者就不会有胜利者，一场决定美国命运的内战，是由胜负的双方构成的。如果南方失败的李将军不算人物，那么北方的胜利者格兰特将军也不算英雄，因为这是同胞间不该发生也不可避免的战争。有意思的是，南北双方以刀枪相见开始，最后以相互尊重言和。那不置失败者于死地的战争议和场面，恐怕也是别国的史上难以找见的。他们今天谈论起那场战争也就少了许多政治色彩。
我记得，当初“联邦宪法”的诞生，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之间的论争可谓势不两立。“联邦宪法”，是美国走向强盛之路的基石。“联邦宪法”的缔造者、奠基人，写进美国历史的，也包括了反联邦派的首领，他们同样被视为建国之初最杰出的人物。
没有反对方，至少正确方不会正确得那么完善。以人为鉴，世人都懂的道理，世人未必都能做到。
我还记得，美国的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最早主张的“农业立国”的乌托邦思想，实践证明是错的。历史认识的局限，并没抹杀他最终成为美国至今为止最优秀的四大总统之一。因为他在英国对美国的第二次战争封锁中，清醒地认识到了他的政坛对手“工商立国”的正确，并在总统任期内，不遗余力地把美国的发展方向推向了世界潮流的轨道。
以己为鉴，一个领导者，心中只有国家、人民，才会“王者无私”，才能有如此博大的胸怀。一个国家，走自己的路，还需要一批有这样胸怀的杰出人物。
美国人有的，我们有吗？海纳百川，这是美国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摘自《人生逆旅》，梁恩明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