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诗歌应是一种意念与形象的借力，创造者轻轻扇动翅膀，给空气和世界以不经意的一击，让它翻转滚动，最终演变为一场词语的聚会，火山爆发般的生命暴动。三色堇的诗有这样一种力量，近乎于巫术或扶乩般的力量。这是女性特有的禀赋。

这是类似于萨福的一种诗篇——一种以黑夜、星空和众神的名义展开在大地之上的诗篇，一种直接对着永恒的时间与悲伤的生命言说的诗篇，一种在抒情中展开神喻的力量、在无缘由的回荡中传递着风雨凄迟的苍茫的诗篇，一种使花草成妖、树木有灵、林间的一切都随牧神起舞的诗篇：“无尽的叙述送入返乡的途中/它……融进越来越浓的暮色，固执地走得/恣意汪洋。但不惊动雨水和天空……”（《听风》）。它同时具有了巫性和灵性，具有了通向心灵与神喻的可能。而且很轻易地，让人想起了萨福类似《阿狄司，你也许会相信》中的那种句子：“月亮，在黄昏时升起，使她/周围的群星黯淡无光/而她的光华，铺满了/咸的海洋和开着繁华的田野……”这与缪斯同在的女神难道说什么了吗？没有，她不过把寻常的景致略带凄怆和哀婉地、充满肃穆与敬意地告知了我们，却如同有了神力，仿佛神灵附体，卷起了无边的光晕，以及寂静无声的内心战栗。

这就是诗歌的幻异之处，这是一种古老的与神祗同在的飞升之力、飞翔之力。毫无疑问，三色堇的诗中也有这样幻异的通灵之力。当这风刮过之时，我感到了星群的汇聚与波涛的涌动，感到了田野中一切微小的生命与神灵的呼吸，感到了这个迎风伫立的人内心的电流与感动。它们一起赋予这些词语与句子以苍茫而旷远的境地和鲜活而蓬勃的生命。

“晚星带回了/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带回了绵羊，山羊，带回了牧童，回到母亲身边。”这是萨福《暮晚》中的句子。凭借简单的信号集结起了盛大繁华的生命舞蹈，这在有的诗人那里或许只是一种“童年情结”、一种“撒娇”的写法，比如顾城。但萨福的力量却不是来自童年的迷茫与拒绝长大的撒娇，而是来源于其天赋的通灵与神性，这是两千多年来她之所以一直被世人热爱和痴迷的理由。对三色堇而言，她最宝贵的，也是诗中这没来由的神秘气息。因此，某种程度上，三色堇也可以视为是一位“语词的祭司”，因为她确信自己可以用这诗意的魔棒点化迎面而至的一切，这不是自恋和撒娇的童话，而是魔术般的诡异与灵敏。

三色堇笔下的暮色，同样也有这种从自然中生发出的生命战栗，以及接近于宗教情感的神性体悟：“……在曙色与暮色之间//水波漾过来，让爱好好安眠，让命顺从呼应/渐暗的岛，伫候在屋顶的新草，小鸟，不经意地回味//没有办法，这时候我只能把心掏出来。我已经开始/爱上这世间的凡俗，爱上这些人，这致命的景致。”难道没有一点萨福式的异曲同工或者神似么？

或许可以用“深陷于存在”来概括三色堇作品中的哲学情致，解释她为何总是充满别样的冥想、肃穆而深陷的意境。这不止是女性特有的一种“自然神论”的想象方式，也不止是女性天然的自由与生命气质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她能以自己深切而自然的哲学理解而获取高度。这不是观念的胜利，而是存在本身的胜利。写作者刹那间出现于存在面前，并深入到个体与永恒自然迎面相遇时的那种错愕、震撼与感动之中，深陷到那种此在的悲伤与永恒的追问之中，由此而打开了那广远而辽阔的诗意。

正如《暮晚》中所写的，在深秋黄昏的景致中，她看见了自己的来路、足迹、心境与前途，精细入微地注目到“安静的小草”的眼光，陡然而至触景生情的伤怀和关于时间与生命的悲伤与惶惑。一个诗人的特点既是有限的，又是说不完、也说不清的。

此外，三色堇的诗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更是一种写作的态度，一种带有时代症结意味的写作合法性的问题。诗歌一旦完全变成了“意识形态”，便成了观念的工具，会在复杂化的同时也被简单化，在世俗化的同时也被矮化。海子之后，诗歌的变革虽然有许多可贵提升，但同样也有可怕的衰变。三色堇的诗中，我们轻易地看到了某些保存下来的东西。她由此也得以超越了“小女人的写作”，超越了观念的表达，而保全了某种可贵的气度与气象。“我的目光从远处的山峦悄悄收回/我抓住了，花儿细小的呼喊……”（《八月九日的坎布拉》）三色堇的诗句与她的人确乎也构成了张力与对比：做人是简练和大气的，作诗却是精细和留意最微小生命的；做朋友是豪放和义气的，做诗却是婉转和细腻的，也正因为如此，她抓住了写作最精髓和关键的部分。

三色堇，又名蝴蝶花、人面花、猫脸花、阳蝶花、鬼脸花，这个本来很具陌生感的名字传神地说出了她的人与诗的多面性——在爽直与敏感之间，在质朴与绚丽之间，在大气与细小之间，在明亮与忧郁之间……她获得了一个写作者最珍贵的禀赋。这禀赋就是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