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王世襄先生曾两次到访台湾史博馆，均由历任史博馆典藏组主任、研究员兼副馆长、馆长的黄永川先生接待，两岸文博名家缘得相晤，建立了诚挚的友谊。笔者与永川兄相知相识十数载，亦师亦友谓至交，他对我谈及此事，迄今尚未见外界言传，特撰此文摭花絮以记之。

1992年，王世襄先生第一次到访，拜会了陈康顺馆长，言明来意，进一步了解史博馆的收藏，受到热情接待，由时任典藏组主任黄永川先生导览。史博馆是台湾故宫博物院之外，另一个以展示中国历史为主的博物馆，与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有同出一脉的历史渊源，其馆藏多来自河南博物馆迁台文物。日寇投降后，王世襄作为战后文物清损委员会成员，殚精竭虑，奔走交涉，追回大量被法西斯日本、德国掠夺窃取的河南出土的青铜器等国宝文物。王世襄先生在回忆自己一生的经历时曾说：“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关心这批青铜器可以说是王世襄先生的一个情结。“千里既悠邈，路次限关梁”（《文选·枣据〈杂诗〉》），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岸文博界长期蔽障隔膜，此行得了夙愿，孰不感慨系之。世老一袭布衣、布鞋，举止谦怀，事事专注，勤于垂询，他仔细地端详每件藏品，尤对蟠虬方壶和複纽特钟观望最久。永川先生淹贯博洽、扶发幽微的讲述，深得世老青目垂顾。两人抵膝而谈，欣合无间，提到北京的国家博物馆也藏有这两件出自同一墓坑的兄弟档时，世老诚邀永川先生有机会到北京，一定由他亲自陪同看看。是时，世老已届78岁高龄，永川先生闻之感佩无已。之后，隔海飞鸿，两人遂成忘年之交（世老年龄长永川先生30岁）。

隔年年底，为迎新年（正逢“狗年”），永川先生以对面邻居家的白犬为对象，画了一幅“竹犬图”，并题诗云：“白毛吹朔雪，天朗卧晴沙。逢喜摇貂尾，遇邪动爪牙。雄威惊猛虎，迅捷慄寒鸦。义胆忠心志，愿投有福家。”将之制成贺卡，郑重遥寄北京，为世老贺年。几天后，即收到世老亲笔复函，对永川先生的“竹犬图”赞许有加并和诗一首：“岁转开新境，神獒踏浅沙。头昂姿绰约，尾拂树槎牙，皎甚毛逾雪，黟然鼻似鸦。进成难独擅，妙笔属黄家。”（注：冯进成，画犬名家）名师唱答心神相契自是一段佳话。

黄永川先生熟稔两岸文博界历史渊源，尤对朱家溍、王世襄两位故宫资深国宝级大师仰慕已久。二老总角情挚，合著《中国美术全集》；志趣相投，对竹木、牙角器、漆器乃至清史、戏曲、音乐等研究成就斐然。自上世纪80年代始，大陆形成“王世襄热”，世老的《明式家具研究》上、下两巨册于1989年冬在台北出版，也轰动台湾文博界、收藏界。近20年来，黄永川先生积极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在大陆文博界、艺术界亦是广为称道的知名人士。黄永川先生是科班出身的画家，师从黄君璧、林玉山诸师，尔后又负笈大英博物馆研究美术史论与博物馆学。公暇之余精研中国插花艺术，探讨花艺的源流、演变，论证中国插花自唐代东传日本，廓清时人误以为插花是“日本的玩意”，开启、再创中华古代插花的新境。他多次以个人名义或率团到祖国大陆进行文化交流，在台湾也多次接待大陆文博界、书画界、花艺界的访团，“大陆当代百人书画展”、“杭州雷峰塔地宫密室展”等就是在他周详擘划下获得成功，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城市热潮轰动，口碑相传。由他创立并兼任董事长的“中华花艺文教基金会”不仅有万余名会员遍布台湾各地，并在北京、上海、南京、昆明、济南、天津、黑龙江等各大省市布展交流，芳名远播。2003年黄永川先生应邀到北京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书画艺术个展，展后又应邀赴上海进行展出和交流，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溍先生专为撰文推介，称道黄永川先生“在他身上表现出的更多的是艺术家的潇洒、学者的儒雅，而非官员的威权，这就是他个人的魅力所在”。

1995年，王世襄先生二访台湾史博馆，携夫人袁荃猷女士同行。袁荃猷是古琴艺术家、音乐史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馆员，已有《中国古代音乐史图鉴》等多种著作问世。除音乐之外与世老风雨共渡、呵护支持，世老名著《明式家具研究》出书，30万字由她校对文稿，700幅插图大部分由她对明式家具的精确研究绘制而成。此次访史博馆，世老携夫人径直奔永川先生而来，一如上次到访，亦未事先告知。与己随缘、与人从容原是世老的洒脱，永川先生闻之也不觉意外而喜出望外。我在写此文时，曾求证世老两次到访各是在几月，永川答曰：“所提及与世老会面究竟在何月，实无从记忆，每次来馆均突如其来……”这老少两代，不拘俗礼陈规繁缛之节、纵心所欲相通默契，倒颇具魏晋士君子之风也。永川先生匆匆到门口迎迓，把二老引上四楼紧傍荷花池的茶座。这里古典雅致，向有“台北小西湖”之称。凭窗赏荷“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晋·乐府《青阳渡》）。清风拂来，丝弦悠扬，香茗飘溢，顿生开怀畅谈之快。世老直言，此行除了看望老朋友，还是为青铜器而来。原来，夫人受委托正在编撰《中国音乐大系·北京卷》，需要采用史博馆所藏春秋複纽特钟和编钟的图版。袁荃猷女士谦和蕴藉，谈起编书亦自然流露出至高的自信。永川先生欣然应之。茶座稍憩即到展室，二老端详青铜器时，相对的手势、言语与感情的互动，看得出这对热爱民族文化的老夫妻浑然陶醉在古文物美丽的境界，令永川先生无限钦羡。事后永川先生颇有感慨亦不无遗憾地对我谈起，一时激动无措，竟忘却拍照留念。1996年，袁荃猷著《中国音乐大系·北京卷》出版，王世襄先生第一时间从北京寄给黄永川先生。重达两公斤的巨册，撰文图绘均属上乘，二老附函字句简短，语重情长。长者的风范，永川先生时刻在念中。袁荃猷女士的《中国音乐大系·北京卷》是她一生为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所作的最后的巨献，这其中也浸透着世老的心血。永川先生鼎力以助二老，为两岸文化交流、史博界合作又续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