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学院

我的“抗战”——《川流不息》写作漫谈

□黎民泰

我相信那句带有宿命色彩的话:一个作家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冥冥之中,早有注定。这是作家的局限和悲哀,也是作家的良心和责任。

《川流不息》是一部关于抗战的长篇小说。在2012年动笔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写抗战题材。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川西平原的基层作家来讲,我一直都认为:抗战离我太远,它不在我的文学版图之内。但写作就像投胎一样,总是身不由己。那些注定要出现的东西,早就悄无声息地潜入了你的生命和思想,只不过你当时还不明白而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翻阅都江堰市(旧称灌县)的地方史志时,总会被一段疯狂而又绮丽的历史迷住:大约1930年前后,驻扎在灌县的军阀曾强迫老百姓大量种植罂粟,我故乡的土地上,曾一度成为罂粟花的海洋。“罂粟花的海洋”,这个图景或意象一下就吸引了我。但我从来没有见过罂粟,也没有见过鸦片。我只在小时候听老人们说过,那是一种五颜六色的极其妖艳的花朵,那是一种像牛屎一样的黑黝黝的东西。另一个关于鸦片的肤浅印象,就是在乡间修房造屋挖掘地基或者生产队开荒垦地的时候,总会从地下挖出一些比拇指略大的青白色的小杯子。老人们说,这就是“鸦片杯杯”,也就是过去用来分装鸦片膏子的小器具。

尽管如此,故乡这段种植罂粟熬制鸦片的历史,还是像一颗从岁月的烟云中飞逸而出的种子落进了我心里。我很想写写这段历史,写写罂粟,写写鸦片,写写在罂粟与鸦片的媚惑下千奇百怪的生命图景与欲望景观。但我迟迟没有动笔。我发现,仅仅有了欲望与堕落是远远不够的,人心人性还需要救赎。我想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与立意,让整个小说挺立起来,让我的人物从鸦片的邪恶中超拔出来。

转眼到了2010年。我去川西平原某古镇,参观一座由私人出资修建的抗战博物馆,在馆中看见了一杆陈旧的鸦片烟枪,那黄铜锻造的枪杆上,刻着一行骨立的小字:好儿郎,打日本,上战场。我想,这杆烟枪肯定是我故乡某个士兵的“心爱之物”,他不仅在枪杆上刻下了自己的杀敌誓愿,还带着它出川抗战了。于是,代表个人欲望堕落的罂粟、鸦片与代表民族强大救亡精神的抗战,经由这杆奇特的鸦片烟枪,瞬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我的小说站立起来了,人物也超拔出来了。

于是,我开始收集四川的抗战资料。这时,全国各地的电视台都在播放各种各样的抗战剧,其中不乏解构历史、背离历史的充满着娱乐化倾向的抗战神剧。直至2013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向一位研究抗战的专家请教,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位专家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把我们民族的精神创伤作愉悦化的白日梦处理!”说白了,这就是鲁迅曾经痛加指斥的“阿Q精神胜利法”。对残酷的历史进行戏说,甚至胡说,把深重的苦难予以消解,甚至玩笑,并不能说明我们内心的强大,恰恰暴露了我们内心的虚弱。这对于我们客观冷静地认识历史,正确理性地面对未来,特别是越来越复杂紧张的亚太局势,以及教育下一代,全都有害无益。后来,也有几部关于川军出川抗战的电视剧开始播放,我同样发现了类似的问题。就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川军出川抗战虽然参加了众多激烈的战斗,作出了惨烈的牺牲,但并非像电视剧中所反映的那样,一路高歌猛进,神勇战斗,甚至成了某一战场的“救星”。实际情况是,川军出川抗战时 ,装备极其窳劣,士兵全都穿着破旧的单衣单裤和草鞋,甚至连像样的军用背包和水壶都没有,只能以四川常见的竹背篓和竹水筒来代替。我曾在一个西方记者留下的文字中,看见过一段对走向前线的川军的描述:衣着破烂、散散垮垮地走在大路上,士兵们除了背着破旧的枪支外,有的腰间还挎着吸食鸦片的烟枪;军官们则大多坐着轿子,有的甚至还牵着戏耍的猴子,远远望去,根本不像是一支军队,更像是一支逃难的队伍。所以,川军在出川抗战途中,曾受到很多冷眼与歧视:第一战区的程潜不要他们,第二战区的阎锡山也不要他们,最后被第五战区的李宗仁收留。但李宗仁在收留川军时说的一句话却让人刻骨铭心,永难忘记。李宗仁说:“诸葛亮草船借箭,也要用稻草人做疑兵。川军再差,总比稻草人强吧!”

于是,经过一番慎重而又痛苦的思考后,我决定写一部真实反映川人川军出川抗战的长篇小说。

我对抗战前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军事进行了一番比较研究。我看到,日本在经过明治维新的近代化政治改革、工业化浪潮以及近代教育发展后,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与此同时,中国的戊戌变法却彻底失败,后来清王朝又被推翻,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分裂的混战局面,而且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和军事方面,两国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抗战前,整个中国的工业总量仅有13亿美元,而日本却有60亿美元;中国的铁产量不足10万吨,而日本却有300余万吨;中国的钢产量不足1000吨,而日本却有640多万吨;中国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而日本却有六七艘航空母舰;中国的飞机只有300余架,而日本却有2700多架;至于战场上使用的机枪、大炮、坦克、装甲车等作战装备,那就更是比中国多得多,也先进得多。看了这些数据后,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中的悲伤和痛苦油然而生。

此外,抗战之初的战场态势也让我甚感郁闷和悲凉:从1937年7月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沦陷,日军仅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相继攻占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广大地区,掠取了我们的半壁河山。另有一个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也让我震惊异常:说是有三个日本兵掉队了,开着一个小火轮在寻找大部队的过程中,无意间来到了一个小县城,竟然统治这个小县城达几年之久,直至抗战结束。这让我非常震骇,也非常痛苦。于是,我开始把目光内转,从我们国家和民族内部来审视思考这场战争,来分析探究我们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我随即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日本已经大兵压境了,但蒋介石还作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和军事决策,甚至不惜借用日本人的手,来消灭地方军阀的势力,以达到他铲除异己,独裁中国的目的。至于对付共产党,他更是疯狂逮捕、屠杀,手段险恶卑劣,无所不用其极。

虽然八年抗战极其艰苦卓绝,极其惨烈悲壮,但我们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这又让我开始对另一个问题进行思考:我们为什么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中,究竟存在着怎样强大的自我救赎力量?特别是四川在抗战前后的巨大变化,更是令我惊异不已:抗战前,四川一直处于军阀混战和武装割据的混乱局面,对中央政府多有抵牾与拂逆,且鸦片烟泛滥成灾,人心人性腐朽败坏,社会混乱不堪,被人斥为“烂摊子”,四川军人则成为人见人骂的“烂丘八”。但抗战烽烟一起,全川人民竟然迅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抗日的呼声和热情一浪高过一浪,前后共有350多万将士奔赴前线参加抗战,伤亡多达60余万人,为特种工程服工役的民工也在300万以上,且为抗战提供了8000多万担粮食和大量的捐税捐献,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坚定坚强的抗战大后方。由此我发现,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血性中,依然潜藏着强大的自我救赎力量。比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知耻者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等。中华民族饱经苦难,饱受创伤,但从未亡国灭种,且五千年绵延不绝,原因就在于此,力量就在于此。我们确有很多问题,很多忧伤,但我们更有严守的底线。无论是谁,无论它有多么强大,一旦触碰了我们的底线,我们必将拼死捍卫,并以饱蘸血泪的悲怆和勇毅,最终战胜对方。

2012年6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终于坐到了电脑前,郑重地敲出了小说的题目——川流不息,郑重地敲出了小说的题记——国难,是民族所有个人的命运之难,国殇,是民族所有个人的精神之殇。

我开始用文字,去发现并书写我的“抗战”——一个四川作家眼中的关于四川人独有的抗战故事与悲烈牺牲。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

2015-11-04 □黎民泰 1 1 文艺报 content8586.html 1 我的“抗战”——《川流不息》写作漫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