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猜度作者起名“极花”的真实意图，但是我能听到作者对异化了的人性进行反讽礼赞的阴冷笑声，直至发出的真心的地下笑声。这种对恶之花的礼赞，在人性的层面上与《红与黑》有着某种暗通之处，同时又与《为奴隶的母亲》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但它更有这两部名著所没能表现出来的时代内涵——人在两种文明的格斗中呈现出的是一种失重的状态。
贾平凹写了40年的乡土文学，总是在寻找新的突破口。读者期待他能否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里写出人性的大动荡来，显然，《极花》是具备了这样的主题素质的，但是，作品被反反复复、絮絮叨叨的风俗与琐碎的细节所淹没了，而故事的情节却没有充分地展开，这是令人惋惜的地方。
无疑，30年来的中国乡土人口大迁徙，给农村带来的是一些有灾难性征兆的后果：荒芜、空巢、女人、儿童……一幅幅失序画面构成了时代与社会的长镜头，更重要的是传统宗法伦理的颠覆和农耕文明秩序的丧失，往往让作家在中国经验的书写中失位和迷茫。因此，这些年来我们的许多作家总是习惯于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代“底层”穷苦大众进行社会控诉，这种自“五四”以来自上而下的“同情与怜悯”的美学抒情风格几乎成为百年来中国作家写作经验的宿命。能否打破这种惯性与魔咒，更进一步去思考那些不被众人所注意的暗隅里的人性呐喊呢？显然，贾平凹试图在《极花》（《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这部作品中给出一个新的答案——在中国城与乡的轮回之中，写出一部人性深处自我搏战与修复的信史才是作家的终极目标。
我不能猜度作者起名“极花”的真实意图，但是我能够从这部作品中听到作者对异化了的人性进行反讽礼赞的阴冷笑声，直至发出真心的地下笑声。这种对恶之花的礼赞，在人性的层面上与司汤达的《红与黑》有着某种暗通之处，同时又与五四乡土小说的扛鼎之作《为奴隶的母亲》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但是，与上述两部名著所不同的，恰恰是乡土的巨变在这两部中外名著所没能表现出来的时代内涵——人在两种文明的格斗中呈现出的是一种失重的状态——打个比方，就像“极花”这种由植物变成动物，再变回植物的二次蜕变的过程，不正是小说“极花”的象征意义吗？如果将农村人比喻成植物，把城市人比作虫子般的动物。那么主人公胡蝶进行的两次蜕变，最终开出的那朵绚烂的极花，就分明预示了对人性的另一极的深刻反思和褒扬，而非陷入了那种非此即彼的平面化的人性书写之中。这就是作者将主人公胡蝶分离成客观的第三人称“他者”胡蝶和主观的第一人称的“我”的真实目的——让人物脱离作者和读者预设的轨道，在“庄生”与“蝴蝶”之间游弋徘徊，才真正廓大了主题的内涵，向着哲学的高度攀升。这又不得不想起作者在20多年前创作的《废都》，如果那里的男主人公尚还在“庄生”与“蝴蝶”中找不到那个可以抵达彼岸的自我，作者只得将人物进行“文化休克”的疗法，那么，在《极花》中，作者似乎找到社会文化的病灶，为这乡土文明的末世开出一服无可药救的偏方。
贾平凹在处理艺术与现实人生关系时往往是隐晦地表达他自己的文学价值观，这次他却明确地阐释出了他对文学创作观念的价值立场：“我们弄文学的，尤其在这个时候弄文学，社会上总是有人非议我们的作品里阴暗的东西太多、批判的主题太过。大转型期的社会有太多的矛盾、冲突、荒唐、焦虑，文学里当然就有太多的揭露、批判、怀疑、追问，生在这个年代就生成了作家这样的品种，这样品种的作家必然就有了这样品种的作品。却又想，我们的作品里，尤其小说里，写恶的东西都能写到极端，为什么写善却从未写到极致？很久以来，作品的一号人物总是苍白，这是什么原因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贾平凹实际上要解决的是百年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问题，在明明是已经向旧有的传统农耕文明举行了告别仪式，却又始终摆脱不了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文化困惑呢？也许只能思考到这样一个层面：“而20世纪的中国，中华民国的旗是红色的，上有白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更是红色，上有五星，这就又尚红。那么黑色或红色，与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什么关系呢，文化基因里是什么样的象征呢？”毫无疑问，所谓红色是百年来文学倡导的主色调，那个“五四”的第一个10年确是揭露黑暗的年代，但是那是属于鲁迅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也曾出现过一瞬间的揭露黑暗面的文学流星，但毕竟是昙花一现。黑色是20世纪的禁止色，在那布满红色的天空中，难怪诗人们要在黑夜里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红与黑便成为中国作家难以选择的二元色系，于是，许多作家便选择了中性或综合的色谱，灰色、赭色、棕黄、深蓝……凡此种种，一是逃避红色的猎捕，二是躲避黑色的危险，往往是以艺术的名义规避良知的表达。
我并不以为贾平凹在《极花》中很好地完成了他所预设的对人性黑暗面的揭露，相反，我们在仅有的简单故事情节的描述中，甚至看到的是作者在黑色的主色调中调和出了具有反讽意味的红色色系，他把自己称之为的“水墨画”浸染在一种浓厚的乡土风俗之中，透露出的是一种使人烦躁焦虑的色块。喋喋不休、絮絮叨叨充满着乡土民俗的细节描写，往往使人陷入阅读的审美疲劳之中，然而，当我们将这些啰嗦的细节描写上升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时，你就会发现，作者是在完成一种外在与内在合一的文化作用力的塑造。
我始终在胡蝶的两种生活状态中进行着这样一种思考：一边是穷困、野蛮、原始、宁静的农耕文明；一边是奢华、文明、现代、喧嚣的城市文明。那个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少女胡蝶，哪怕是在收破烂的贫民窟里栖身也要追求现代物质文明的脚步，那一双从不离脚的高跟鞋，既是她对美的追求的象征，同时也是她试图摆脱农耕文明枷锁的一种仪式。当她被拐卖绑架甚至被强奸时，表现出的强烈反抗与出逃的信念当然是一个人的正常心态，但是，作家并没有在常态的写作构思中止步，其诡异的、独特的构思打破了人们的惯性思维方式。在亦真亦幻的描写中，作者又让主人公回归到了那个非人般的生活语境当中，用那个名字叫“兔子”的孩子作为两种文明形态勾连的纽带，我想，这千变万化的社会与时代，最不变的就是人性，人性的力量是超越时代和文化的永恒价值。于是，作品在两种文明的挣扎中，尤其是在二度循环中获得了对人性在常态与非常态下的真实描写，才能够显现出它的独特的价值意义。
贾平凹写了40年的乡土文学，总是在寻找新的突破口，我认为，他在形式上的变化再大也不会有太多创新，因为，人们看惯了他的艺术套路，尤其是陕西的风俗民情的描写。而读者期待的却是他能否在这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里写出人性的大动荡来，显然，《极花》是具备了这样的主题素质的，但是，作品被反反复复、絮絮叨叨的风俗与琐碎的细节所淹没了，而故事的情节却没有充分地展开，这是令人惋惜的地方。尽管作者已经砍去了许多文字，只保留了短短的15万字（这是在贾平凹长篇小说中罕见的现象），他“试图着把一切过程都隐去，试图着逃出以往的叙述习惯”，但是，正是过程的屏蔽，导致了阅读的障碍，跳跃性的描写往往陷入了无谓的场景细节描写之中而不能自拔。作者明明已经意识到了主题内涵的重要性，但又忽略了对它更加深刻的发掘。“我几十年写过的乡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习惯了的精神栖息的田园已面目全非。虽然我们还企图寻找，但无法找到，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将是中国人最后的梦呓。”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不能要求他像理论家那样去直陈社会和时代的好与坏、利与弊，因为他们是用“曲笔”来表达情感的，但是在情感的表达中，我们足可见出作家的价值观念的优与劣、高与低的。亦如贾平凹自己所言：“当今的水墨画要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的动向，不能漠然于现实，不能躲开它。和其他艺术一样，也不能否认人和自然、个体与社会、自我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变化。”就此而言，《极花》要表现的思想内涵是再明确不过了。
在长篇小说一步步远离社会和时代的今天，胡蝶们的悲惨遭遇固然值得我们深思，但是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却是：胡蝶们在文化巨变的时代潮流之中，她们能够蜕变成一个什么样的蝴蝶呢？我们从她们身上能够体验到现实的困厄吗？我们从她们的体味中能够嗅到未来文化与文明的胎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