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的《野狐岭》《一个人的西部》《深夜的蚕豆声》等一系列作品是可以放到80年代寻根文学终结后的文化再寻根这一谱系中来看的。雪漠用自己的方式展示了中国西部文化的一种自主性，这一点对中国当下写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是外在的视角，而是完全内审的视角。在这个完全内审的视角里，他以西部为中心，发现整个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在今天讨论中国文化再造，或者说创新的基础之上，雪漠的写作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我对雪漠的阅读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第一次读他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野狐岭》，当时很惊艳，竟然能够带来如此阅读的快感，同时又不失内容和形式感。自此就对雪漠其人其作有了更多的兴趣。

《野狐岭》这部小说符合我对长篇小说的一种期待，我当时不太了解雪漠神秘主义的精神信仰，而是完全把他作为小说家来看待。他的长篇小说有非常厚重的历史内容，客家文化、土客械斗，从岭南社会一直写到西部两种文化的冲突。历史的厚度、社会内容的广度，还有历史的纵深感，在这部小说里都有。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长篇小说其实最不缺的就是历史——它是整个长篇小说的基石——我们的小说特别缺少的是哲学、宗教，那种相对而言更精神性的东西。雪漠的《野狐岭》在表现历史、表现中国西部苦难的时候，采用了值得我们期待的形式，就是那种非常多元的、庞杂的叙事视角，每个人都说一个故事，而且每个故事都说得特别有意思，这是一部内容和形式高度自洽的作品，形式感强化了作品的美学性质。有的作品可能内容很好，但是叙说的方式特别陈旧，让人昏昏欲睡；有的作品形式很炫，但内容很空。《野狐岭》特别饱满，就像一颗雪漠所谓的蚕豆，特别有意思。如果非要找毛病的话，可能在故事叙述的推进中稍微有些重复的地方。

《一个人的西部》里雪漠回忆说他大约从1982年9月开始创作，并发表了自己第一个中篇小说。而1985年前后中国当代文学有一场“寻根运动”，这在文学史上是一个常识性的话题。但我个人认为，“寻根”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寻根文学，包括上世纪80年代整个寻根的文化思潮，因为80年代历史的突然终结而导致寻根的使命和诉求远远没有完成。这种“不完成”是两方面的：文学的方面和文化的方面。以前我觉得文学上有所完成，包括韩少功、阿城那些作品，但是今天看来还是不够，文化上的确认（寻根主要是文化上的诉求）更是没有完成。阿城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谈了这个问题，在和查建英的对话中，他认为寻根没有完成主要是因为把文化的确认又变成文化的批判，对于道家文化、儒家文化、楚文化等文化之根的寻求最终又变成对这些文化的批判，然后又重新回到“五四”国民性批判的路子上来。也就是说，在这种文化的追求里面，并没有发现本土文化的自主性。所以，我一直认为90年代以后，如果“寻根”要再走下去，应该还有一个“再寻根”。我认为，韩少功的《山南水北》等一系列作品都是“再寻根”的结果。

如果放在“寻根”的谱系中，雪漠的《一个人的西部》《野狐岭》《深夜的蚕豆声》等以“西部”为主题的作品会呈现出另外的意义：他把寻根的文化诉求向前推进了一步——不能说雪漠完成了这种诉求，因为文化的耦合是不断磨合的过程，可能永远都无法完成——具体来说就是，雪漠在对西部文化进行书写、想象和确证的时候，没有站在一个启蒙者的视角或者外来者的视角对其进行批判或者反思，而是完全用他自己的方式展示了中国西部文化的一种自主性，这一点对中国当下写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一个内在的视角里面，雪漠以西部为中心，其实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自主性和历史性。在今天文化再造或者文化创新的语境中，他的写作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用西部或者寻根来谈论雪漠或许只是一种批评家的习惯，或者说，这样一种文学史的框架或者批评的观念还不能全部说明雪漠作品的特质。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它还可能有一种诗学的、精神性的，甚至是一种灵性或神性的诉求。对于雪漠来说，或者对于雪漠这样类型的作家来说，所谓的西部可能只是一个形式，是一个佛教里讲的外在的“相”，他最终要破这个“相”，然后达到另外一个他所诉求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雪漠不是生在西部，而是生在北京，他也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展示其精神世界。在《一个人的西部》《深夜的蚕豆声》里面，雪漠反复强调的就是怎么“破执”。一个要破执的人，不断用语言和形式来破执，这本身就有矛盾。最终雪漠要走到哪里，或者最终他给我们呈现什么样的生命样态，这让我们非常好奇、期待。

不过，《一个人的西部》和《深夜的蚕豆声》跟《野狐岭》给人的阅读感觉有一点差异。阅读《野狐岭》的时候，快感强烈，因为作家做到了把自己化在语言和故事之中，就像佛教里的偈语一样，不是直接讲道理，而是通过隐喻来完成。但在《一个人的西部》和《深夜的蚕豆声》里，作家自我的那个“执”没有破掉，恰恰相反，作家老是执著于自己的感受，执著于自己的经验，执著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时候世界反而离他远了。也许，这就是作家的落英缤纷、开花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