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在汉代已设置郡县，并入中央帝国的版图，但仍是“天高皇帝远”，与中原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和时密时疏的状态，于是才有南北朝冼夫人率1000多黎洞归顺朝廷的故事。没有疏离，何来归顺？
北宋以后，在蒙古、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之下，华夏文明中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偏移，朝廷对海南的控制和渗透渐次加强。特别是从明朝开始的大批移民，沿东南沿海推进，渡过琼州海峡，汉人群落在海南形成了主导地位。“闽南语系”覆盖闽南、台湾、潮汕以及海南，给这一次移民留下了明显的历史遗痕。丘浚、海瑞等一批儒臣，后来都是在闽南语的氛围里得以成长。
至此，海南最终完成了对华夏的融入，成为了中原文化十分重要的向南延伸。但观察海南，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够。处于一个特殊的地缘区位，海南与东南亚相邻、相望，与南洋文化迎头相撞，同样伏有南洋文化的血脉。所谓“南洋”，就大体而言，“南”者，华夏之南也，意涉岭南沿海以及东南亚的广阔地域，其主体部分又可名之为“泛印度支那”，即印度与支那（China，中国）的混合，源自南亚的伊斯兰教与源自东亚的儒学在这里交集并存，包括深眼窝与高颧骨等马来人种的脸型，显然也是印度人与中国人在这里混血的产物。至于“洋”，海洋也，从海路传入的欧洲文化也，在中国人的现代词汇里特指16世纪以后的西风东渐，既包括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第一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也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第二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洋火”、“洋油”、“洋葱”、“洋灰（水泥）”等，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留下的各种新词，很早就被南洋居民们习用。
眼下从中原来到海南，人们会常常发现岛上风物“土中寓洋”。街市上的骑楼，有明显的欧陆出身，大概是先辈侨民从海外带回的建筑样式。排球运动的普及，同样有明显的欧陆烙印，以至文昌县成为全国著名的“排球之乡”，几乎男女老少都熟悉这项运动，对太极拳与少林拳倒是较为陌生。还有语言：“老爸茶”频频出现于海南媒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爸”是bar的误译。体育习语如“卖波（我的球）”，“奥洒（球出界）”，当然也分别是my ball与 out side 的音译。如有人从事跨语际比较研究，肯定还可在海南方言中找到更多隐藏着的英语、法语、荷兰语——虽然它们在到达海南之前，可能经过了南洋各地的二传甚至三传，离原初形态相去甚远。
有些历史教科书曾断言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闭关锁国”，其实这种结论完全无视了汉、唐、元、明等朝代的“国际化”盛况，即使只是特指明、清两朝，也仅仅适合于中原内地，不适合同属于中国的东南沿海。当年郑和下西洋，并非一个孤立的奇迹，其基础与背景是这一地区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越洋移民，一直在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和商业交往，并且与东南亚人民共同营构了巨大的“南洋”。据说海南有300多万侨胞散居海外（另说为500多万），足见当年“对外开放”的力度之大，以至于现在还有些海南人，对马尼拉、新加坡、曼谷、西贡的街巷如数家珍，却不一定知道王府井在何处。
南洋以外还有东洋，即日本与高丽。两“洋”之地大多近海，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曾是中央帝国朝贡体系中的外围，受帝国羁制较少，又有对外开放的地理条件和心理传统，自然成了16世纪以后亚洲现代化转型的排头兵。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理念广为流播之前，亚洲多数国家的管辖边界和主权定位并不怎么清晰，海关、央行、国籍管理等诸多国家体制要件尚未成熟——以至于中、越两国的陆地边界到20世纪末才得以勘定签约。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最初以南洋为基地，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场革命以改造中国乃至亚洲为目标，但最初完全依赖南洋的思想文化潮流、资金募集、人才准备，几乎就是南洋经济和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政治表达——海南的宋氏家族以及黄埔军校里1000多海南子弟，自然成为了革命旗下活跃的身影，其倡导现代化的纷纭万象，非后来的海南人所能想象。南洋人民相互“跨国革命”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侨民们穿针引线和里应外合，新派人士天下一家，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的各国联动颇为相似，直到反美的“印支战争”期间仍余绪未绝，比如在胡志明的人生故事里，国界就十分模糊。
不过，“民族国家”的强化趋势不可遏止。这是孙中山革命阵营的进一步扩大。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细节：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获取内地各种革命资源之后，才放弃了文明棍、拿破仑帽、西装革履等典型的南洋侨服，创造了更接近中国口味的“中山装”。他肯定有一种直觉：穿着那种南洋侨服，走进南京或北京是不方便的。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随着民族国家体制的普遍推广，东方巨龙真正醒过来了，只不过这一巨龙逐渐被分解成中国龙、越南龙、泰国龙以及亚洲其他小龙。九龙闹水，有喜有忧。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地后来一再发生恐怖的排华浪潮，而中国岭南地区的很多革命者，也曾在“里通外国”、“地方主义”、“南洋宗派主义”一类罪名下，多次受到错误政治运动的整肃。作为一个民间性的共同体，“南洋”已不复存在。“南洋”不再是一个温暖的概念，而是一段越来越遥远并且被人们怯于回忆的过去。
南洋历史，南洋与中原的互动历史，还有南洋与中原互动历史对现代中国的影响，其实都是了解中国与世界的重要课题——其研究需要更多人力投入。眼下，随着欧洲殖民主义从香港和澳门最终撤走，随着“10+1”（东南亚十国加中国）互助蓝图的展现，随着经济跨国化与文化全球化的大浪汹涌，重提“南洋”恐怕并非多余。这并不是要缅怀往日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而是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外，获得一种人类共同体多重化与多样化的知识视野——还有善待邻人与远人的胸怀。
海南作家蔡葩是个有心人，近年来避开某些文化时尚的喧哗，潜心搜寻和辨析历史的残迹，一心把过去的时光唤醒，写出了《有多少优雅可以重现》一书。在她深情灌注的笔下，一个个曾经生活在南国椰岛的学者、军人、医生、渔民、名媛、富商，终于抖落岁月的尘埃，走出遗忘的暗层，与当代读者实现了迟到的相认。细心一些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些人的故事发生在陆之南和海之北，既凝结着内陆文化的千年重负，又集聚着南洋文化的八面来风；既连接了文化的世代更迭，又横跨了文化的地域板块——他们与内陆和南洋都有诸多血缘的、经历的、知识的、习俗的联系，使他们在动荡的整个20世纪见证了特有的交汇和挤压、特有的爆发和沉寂，还有非同寻常的欣悦与悲凉。他们在历史中匆匆掠过的身影，不能不使我们掩卷之时，两目空茫，一声叹息。
这当然还说不上是一本完整而详实的南洋史，但历史从来就是人的历史，更是普通人的历史。蔡葩的写作，也许就是重新找回南洋的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所指向的各种人生远岸，还有众多普通人思想和情感的纵深，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寻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