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流派和戏曲流派似乎有些不同，比如山西“山药蛋派”，有共同的经历，都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走过来，有共同的文学主张，主要写农村、农民，给农民看，故事通俗易懂，白描手法写人物，喜闻乐见，语言通顺、流畅、幽默风趣，引人入胜。他们是一个作家群，但同是“山药蛋派”的作家，各人的风格个性却又不同。

戏曲的流派不是横向的一个群，而是以单个人为代表的。纵向看，戏曲流派代表人物都有传承关系，上有师傅，下有徒弟，而且有若干徒弟。戏曲流派代表人物也和作家一样，有代表性的作品，即剧目。提到王爱爱，大家就会想到她唱的“四月里”等代表作；提到宋转转，大家就会想到《杜十娘》；提到张爱珍，大家就会想到《杀妻》；提到武俊英，大家就会想到《苏三起解》，这一点上她们和作家流派一样。但是剧目不同于剧本，剧目是通过演员的唱、念、做、打，尤其是唱、念、做来表现在舞台上的。此次研讨的对象，首当其冲是唱、念、做、打中的“唱”。因为一个演员不能唱就不是合格的演员，更不会成为大家、流派代表人物，“唱”对于戏曲演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戏曲剧种的特色之一。

一个流派的形成，除师承关系外，都有一个合作默契的高水平创作班子在起作用，特别是编剧、导演、音乐创作人才，流派代表人物的创作离不开这些人，每个流派代表人物的背后都有一个合作默契的、完整的创作班子。没有吴宝明，张爱珍不可能把昆、梆、罗、黄四个声腔创作成一台高水平的完美的演唱会；没有韩树荆等，武俊英的《苏三起解》不可能那么精，更不会有蒲“西厢”；宋转转出塞，忘不了带上琴师、鼓师、导演。另外，每个流派代表人物也都有旗鼓相当的演出班子，例如，晋剧老一辈艺术家有“丁、牛、郭、冀”，到王爱爱这个时代，是“王、田、马、冀”。水涨船高，相得益彰。这些流派代表人物最可贵的品质是在逆境中坚守、磨练、进取，从而取得艺术上的升华。每个人都有过坎坷，有过不顺利的时候，关键是如何自我调节，抱定艺术上不倦的追求，把压力变为动力。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她们从不止步，从不退缩，从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

这次研讨会，山西戏研所办了一件本职的正事，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办了一件善事。好事起头难，研究新流派更难，却有“吃螃蟹”的价值。好事起了头，就会接踵而来。山西在旦角声腔艺术、做派、表演艺术家上值得研究，如上党落子郭明娥、临汾眉户许爱英、北路梆子吴天凤。“天下第一杀”的《杀庙》，吴天凤就是创作者、首演者。在四大梆子须生方面，谢涛、杨仲义、郭泽民、张保平，堪称“四大须生”，也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我在山西文化厅提出了依据山西文化优势，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文化艺术。具体说就是：培养第一流的人才，创作第一流的作品，创造第一流的管理，建设相适应的文化设施，简称“四个第一流”；提出了“综合治理，振兴山西戏曲”的口号；提出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要求；成立了十几所艺术中专学校，10个戏曲青年团，后来在这些青年团里出了一批梅花奖和文华表演奖获得者。现在来看，那时的“第一流”现在大都退居二、三线了。但张爱珍、武俊英、宋转转确实还是第一流，王爱爱是“晋剧皇后”，当然更是全国的第一流了。在演员数量上，山西在全国仍然占着领先的地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历来对山西特别重视，他们到山西去做戏曲的田野考察，也指导过山西戏曲的发展，使得山西有发展戏曲的特别思路，推动了山西的戏曲工作。这个传统一直没有断，在此基础上有了现在这个研讨会，所以我希望这个好传统一直发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