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的世界里，祁媛仿佛一个冷眼旁观的观察者，始终与闹哄哄的生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她对现实怀有几分警惕、几分犹疑，对自我与他者的精神世界充满好奇心以及探索的热情。

如何从个人的经验和简单的想象中突围，避免陷入一种喃喃自语和自我沉迷，建立起更扎实、更具有穿透力的文学世界，或许是祁媛接下来应该重视的问题。

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祁媛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然而她的写作又绝不仅囿于这些经验的呈现，祁媛将它们内化为一种记忆、一种情绪、一种挥之不去的冷而硬的基调。她的着力点向着更深处、更远处，并最终指向内心的隐疾和对现实世界的疑问。

祁媛的小说在叙事上是被“耽搁”的。这种“耽搁”不同于《哈姆雷特》的延宕，它并不是为了最终的爆发而积蓄力量，也不是为了增强戏剧冲突从而吸引读者。祁媛小说中的“耽搁”是无目的的旁逸斜出，它让小说的主题和核心内容变得暧昧、模糊、指向不明，让小说永远在“途中”，并且最终就停在“途中”的状态里——而这个“耽搁”的过程就是其意义本身。

《约会》讲述了小说主人公“她”赶赴与男友的约会的过程。从下午两点接到男友的电话，到约定时间晚上10点，中间的这8个小时是小说叙事的主体，同时也是“她”的生活在小说中逐渐展开的过程。在这段时间中，“她”想起了自己离异的父母、被寄养在舅舅家的日子，想起了自己的初恋男友、室友阿丽以及和现任男友相处的点滴细节。回忆渐次浮现，最终湮没了“约会”，让它最终也被“耽搁”在了“途中”。小说最后，“她迷路了，令她意外的是，她已不在意那个约会，或者说，她已经完全不想再赴那个约会了”。主人公最终放弃了这场约会，似乎也放弃了与男友之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情，而小说背后的作者也与“她”一样，“已不在意那个约会”，索性抛开了对于“约会”的叙述和追问，让小说与“她”一样，最终停留在“途中”的状态里。

大多数作品中，祁媛小说的叙事者都是第一人称的“我”，这些作品超出了对于“矛盾”、“冲突”的简单呈现以及挣脱的过程，而更像是叙述者的自白和呓语。《奔丧》的故事发生在“我”在为肝硬化去世的叔叔的奔丧途中，在绿皮火车缓慢的行进中，叔叔短暂而颓唐的一生在作者笔下渐次展开。《我准备不发疯》中，母亲精神失常进了医院，“我”一边应付着母亲的病情，一边在自己的生活中挣扎。《翻车》的通篇都在写“我”的生活，“我”记忆中的父亲、“我”的第一个男人、朋友倪莉的几次婚姻，直到最后两段才真正写到“翻车”。《放生》的重点同样不在“放生”，而是饭局中遇到的那个男人以及他所讲述的生活……在所有这些小说中，作者展开叙事的方式是依靠回忆以及触目之处所引发的想象。

这是不是有点意识流？祁媛小说的叙事并不按照事情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线索，只是循着主人公的观察、回忆和各种胡思乱想。相比于表层的现实和某个具体的事件，祁媛更关注的是细节和情绪，她更关注的是“途中”的风景——不管是眼前的还是记忆中的，对于那些光亮、颜色、气味、声音，以及随之而来的细微的感受、情绪，祁媛总有巨大的叙述耐心。我想，她一定认可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所说的，“即使物毁人亡，即使往日的岁月了无痕迹，气息和味道（唯有它们）却在，它们更柔弱，却更有生气，更形而上，更恒久，更忠诚，它们就像那些灵魂，有待我们在残存的废墟上去想念，去等候，去盼望，以它们那不可触知的氤氲，不折不挠地支撑起记忆的巨厦。”

多余人、零余者、游荡者、边缘人等，是文学人物形象中独特的一支。祁媛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应当归属于这一精神脉络，《眩晕》中的“他”、《跟踪》中的“我”、《美丽的高楼》中的丈夫……他们大多是现实生活中的loser，对明天没有渴望，对生活没有热情。然而与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不同的是，祁媛笔下的年轻人丧失了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对抗精神，只是麻木、懒散、漫无目的、随波逐流地生活着。

小说《眩晕》的主人公“他”是北京一所师范院校艺术系导演专业的学生，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比自己大20岁的女制片人，本以为可以与“她”聊聊电影、学习学习专业知识，然而“她”对“他”的话题毫无兴趣，“分明是一个资深影评家在听一个小毛头在胡扯，嘴角也不时露出有点鄙夷的冷笑”。于是，“他”与“她”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简单的身体关系，虽然这并非“他”的初衷，但在这种关系中，“他看着身下俨然已经被他征服的属于另一阶层的女人，感到自己不是在搞她，而是在搞这个高于他的阶层，甚至在搞近来总是和自己作对的世界”。现实世界中的失意和失败在这样一种畸形的关系中得到了释放，似乎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够在心理层面实现对自己失意生活的反转以及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报复。

小说中的“他”也曾经有理想、有抱负，为了实现自己的导演梦，“他”曾经三次高考、休学打工，然而梦想一旦照进现实，他看到的却是“信仰的快速崩塌”，一方面是对电影本身以及对这个行业的彻底失望，另一方面是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现实之后的沮丧和自暴自弃。与此同时，对于在异乡生活艰难、挣扎着难以立足的“他”来说，妄谈感情是奢侈的，情感的需求在“他”的生活中已经不得不退缩到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和最渺小的心理慰藉。小说最后，“他”与继母时隔多年再次相遇，曾经情欲的渴望却最终转化成了“怕打碎什么”似的珍惜，指尖的爱抚、身体的芳香和温柔伤感的眼神，非但没能引起他的欲望，反而化作一股“温暖”，勾连起过去的生活和回忆，抚慰了他多年来漂泊他乡所承受的“艰辛和冷漠”、“辱没和挫败”。

对于生活中那些颓废、无望、迷茫等“消极”情绪，祁媛总有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书写。不可否认的是，这确实是我们这个社会重要的时代情绪之一。祁媛在小说中将这样的情绪和状态和盘托出，可贵之处在于，她并不因此而焦虑、愤懑，更不陷于绝望。正如她自己说的：“对于现实生活，我常感无力，自诩是夹缝中求生，但是我也在夹缝中感受到了不少快乐。”

如果要为祁媛的写作寻找一个共同的主题或者关键词的话，我以为，它应该是衰老和死亡。在她数量不多的作品中，死亡几乎弥漫在每个角落，《奔丧》中叔叔以及整个家族的死亡过程、《跟踪》中背影女神的卧轨自杀、《翻车》末尾的牛头和血腥味、《美丽的高楼》中肺癌晚期却最终选择自杀的丈夫、《黄眼珠》中的老同学刘悦……是什么让年轻的祁媛对于衰老和死亡具有如此大的热情？我猜，她的体内应该住着一颗“老灵魂”——“比起你我，老灵魂们对于死亡其实是非常世故的，他们通常从幼年期就已充分理解自己正在迈向死亡，过一天就少一天，事实上，每一天都处在死亡之中，直到真正死的那一刻，才算完成了整个死亡的过程。”（朱天心《预知死亡纪事》）小说《奔丧》中祁媛写到，“焚尸炉的窗口合上了，他们要像烧一块破布一样焚烧我的叔叔了。十年之内，我站在这个窗口外面，分别送走了我的父亲，我的奶奶，我的爷爷，然后是我的叔叔。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们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吃夜饭的情景，小小的方桌，每次吃饭的时候总好像很拥挤，奶奶负责盛饭，碗一只一只地传递着。夏天的傍晚，头顶昏黄的小灯泡被微风吹得左右轻轻摇晃，那时小小的我以为这就是一生一世了。十年过去了，他们都死了，我却还活着，我只是觉得疲倦。”这段话几乎可以视为祁媛现实生活的写照，特殊的人生遭遇成为了她文学写作最初的冲动和起点，同时也成就了她小说颓靡、晦暗、阴郁的底色。

或许正因如此，祁媛特别热衷于书写那些潦倒的中年人，或者是精神世界中急速走向衰老的年轻人。小说《眩晕》通过“她”的白发写出了人到中年的衰败，在岁月面前，所有人都必须面对一样公平的判决，也正是因为时间的铁面无私，让现实世界中的“他”还葆有最后一个战胜“她”的方式。《黄眼珠》中，曾经的女神刘悦在岁月的磨砺中最终变成了再无吸引力的老女人。这种生命由盛转衰过程中的残忍，是祁媛的写作所感兴趣的领域。年轻的祁媛对于生死以及走向死亡的这条路确实有一种超乎同龄人的通透的认知，在她笔下，那些曾经无比浓烈的爱恨、耀眼的青春和令人欣羡的位高权重，在疾病和死亡面前都怯懦地消散不见了，在“向死而生”的行进过程中，人们摩肩接踵，毫无还击之力。

在现实生活中，祁媛的人生快进般地浓缩了那么多常人也许一生都未必经历的大悲喜、大起伏，因而可以对于所有的热闹、幸运或者绝望、荒谬都泰然处之。她的文字也因此天然地具有一种冷而硬的力量，这力量大约来自小说家祁媛从容不迫的、近乎零度的叙事语气和恰到好处的情绪把控。在一篇创作谈中，祁媛曾说：“我想写作，就是学习如何对付‘失控’和‘失衡’。”在文字的世界里，祁媛仿佛一个冷眼旁观的观察者，始终与闹哄哄的现实生活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虽然她笔下的死亡、衰老、疯癫几乎都可以算作是“失控”、“失衡”的人生状态，但是在叙事口吻和情感表达上，她却始终严格而自觉地恪守着节制、平衡的原则——这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作家来说并不容易。

祁媛的小说对于当下的“80后”写作或者整个文学界来说，几乎都可以算作一个“异数”。特殊的人生经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几乎是天生的文字驾驭能力，让她凭借不多的作品就引起了整个文坛的关注。她在写作中所恪守的，对现实怀有几分警惕、几分犹疑，对自我与他者的精神世界保持好奇心以及探索的热情，应该是作家最珍贵的品质。但是，文学的世界中向来不缺少天才，流星的耀目确实让人惊艳，但它的短暂却更是令人惋惜的。如何从个人的经验和简单的想象中突围，避免陷入一种喃喃自语和自我沉迷，建立起更加扎实、更具有穿透力的文学世界，或许是祁媛接下来的写作中应该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