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在广州番禺，我刚懂事不久，大约五六岁时，父亲就教我：“早上见到伯伯叔叔阿姨，都要叫一声‘早晨！’（即‘早上好！’）这是礼貌。”年三十晚上，父亲又说，年初一见了大人，要说：“恭喜发财！”

我记住了。那年初一早晨一出门，碰到一位邻居伯伯，我脱口而出：“早晨！恭喜发财！”那伯伯很高兴，掏出一个红包塞到我手里。我马上回家，把红包交给父亲，说是邻居伯伯给的。父亲说，人家给的是“利市”，要说“多谢！”

此后两三天，我一连接了十多个“利市”，“利市”里有钱。一句“恭喜发财”，换来一个“利市”，这钱赚得容易，我心里很高兴。小小年纪就开始爱钱，那几天，我的嘴特别勤，几乎逢人便叫“恭喜发财”。凡能挣钱的大人，都乐于讨彩。他们口袋里装着一把票额很小的“利市”，专门应付小孩子。这也是当地的风俗，小孩子从小就学会了随俗。

“利市”是广州人的独特叫法，又称“利市”或“利是”，取其有利于办事，有利于生意，大吉大利、好运频频等意义。其实，这几个叫法古代就有，“利市”一词见于《易经》，带有本少利多的意思。生意人爱用“利市”的说法，就是希望得个好运。不知为什么，只有广州人保留了这个说法，并把它等同于“红包”。《现代汉语词典》没有采用此意，只说它是“赏钱”，或“好兆头”。

1948年年底，父亲带着我和姐姐（母亲早几年已去世），从番禺回到原籍梅州大埔县。到家不久便是春节。我发现，家乡不兴发“利市”，村里人无论亲疏，没有人发“利市”的，连“红包”的说法都没有。不仅村里，镇上也不兴。我在家乡10年，直到1959年离开家，仍未见有改变。其后我在上海读书6年，也未见未闻红包之俗。

来北京之后多年，过春节最关注的，是副食品的票证发了多少。单位里、朋友间都无人包红包。到同事家吃饭，也不带红包给同事家小孩。那年春节，老同事老郭、老张夫妇请我和小黄到他家吃饭，我们什么都没带，吃完饭拍拍屁股就走，现在想来很不礼貌。

倒是我有两位中学同学，也是夫妇俩，那年春节请我们在京同学吃饭，我们按家乡习俗，买了两三斤肉前往——肉票是凑的。他们家有小孩，我们毫无表示。家乡老习俗，从不给小孩单送什么。现在看，这更是不讲礼数。

20世纪90年代初，我有两位在京工作的同乡同学，春节见面时聊及回家乡的事。他们都说，现在了不得了，春节回一趟家，光红包钱就花了1000多。他们都已是第二次回家，第二次比第一次花钱多。我说我离家乡已30多年，还没回去过过一次春节。他们说，“你得趁早回去，越晚越回不起。现在家乡富了，红包太小，人家说你抠搜，大了你给不起！”我只是笑笑，不过让我惊讶和感慨的是，乡情变化竟如此之大。

我想起2000年，我堂嫂从美国回来，她让村里妇女都来家，每人发一个红包，每个200元，共发了5000多元。她是从家乡到越南，后移民美国的。不知她是随了何国之俗。看来发红包，在华人世界里具有普遍性。

发红包，一般是老人给小孩子发。而在我自己家，以前无此习惯。儿女小时，春节也不给红包，到了上中学时，才给一点作压岁钱，为的是供他们平时的零花，也没有特意用红纸包，更没有特意去买精致的红包。现在，孩子已经有工作，自己能挣钱，从好几年前起，就开始给我们送红包。每年年三十夜，总让我们坐在沙发上，先给我们行鞠躬礼，再说几句感谢的话，然后恭恭敬敬地给我们各送一个红包。他们以此表示孝心，也算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此举让我们深感欣慰。

红包的含义从来都很正面，它总是代表喜庆、好运、吉祥，也代表一种美好的祝愿。送者和接受者，都有一种吉利感。后来，它在有的人那里变了味，成了进行贿赂之物。这不正常的演变，一直遭到国人的唾弃。

近几年来，红包的含义更多的是顺势的延伸和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红包，先是为了娱乐，同一群里的朋友，发过来抢过去，求的是开心；后是为了营销，让一些品牌增加了曝光机会，促进了商家营销效益。现在，手机抢红包，又变成了大众化风潮，全民参与，商家热衷。“利市”的本来意义只是一种愿望，现在却成为一种实际行为。

如今，无论是消费、金融、还是政府的生活服务，都已经在走向互联网 ，在春节期间，通过红包来对用户“示好”，这是潮流所致，也是生活的必然。抢红包已经成为国人过年的重要活动，也成为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年俗”。我已是年及80岁的老人，赶此风潮已感吃力，时有望潮兴叹的感慨。

世事悠悠，变化万千。“利市”的内涵，还将会有怎样的演变，难以预测，更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