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宫崎市定著，谢辰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鲁迅有言：“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其实，何止作家？学者治学，在精神气度和思想方法上受自己成长、居住环境的影响，也同样很显著。只不过，这影响并不见得总是正向投影式的，反向的激发也时有所现。近年接连有多部著作译介到中国的日本史学名家宫崎市定（1901-1995）可谓从社会和时代环境中获取反向激发的一位突出典型。

新近推出中译版的这本《亚洲史概说》，其日文原著的问世，远在作者另一部早有中译本的名著《中国史》之前。除第八章《现代亚洲史》是全书1973年合集再版时增补的，书中的主体部分也就是前7章，早在1947、1948年就以正编、续编两册的形式刊行过。论学思观点的成型时间，《亚洲史概说》无疑称得上是作者漫长著述生涯上的起步之作。但尽管如此，今天展读这部出自70年前日本一名学界新秀之手的著作，许多论述和见地却丝毫不显陈腐，反倒处处挟带着发人深省的新意。

而最醒目的，则是全书伸展开的宏阔、深广的知识与思想视野。书前的作者介绍把宫崎市定派定为京都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他师承所自的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也确是京都学派创始大将。但在《亚洲史概说》《中国史》等著作里，宫崎市定所展现的大叙事气派，特别是始终坚持在全球史和世界一体的视角下把握材料、提炼议题、建构学说的认知逻辑，完全超越了拘于精细考证的京都学派传统的路数和境界。对此，或许应该反过来讲，宫崎市定著书立说的这种大视野、大气派，正是从日本相对单一的文化肌质深处和京都学派过分精致的学理思维基础上，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既扬且弃的态度和方式发展起来的。

具体落实在《亚洲史概说》中，作者用以确立他这种跨国视野和整体叙事的，并不是空洞的理念标签，而是翔切生动的史实归纳和知识推演。尤其值得当下许多人文学者和作家共同关注的是他紧紧抓住了一条民族精神与国家形态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塑造的历史线索。从城邦和氏族两种社会形态分别演进出两类国家，前者世界主义取向和文化自尊意识较强，后者民族意识蓬勃且更具经营国家事业的热情。在随后国际竞争持久不歇的历史悠久进程中，民族意识的起落消长和离合聚散，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影响，不但未曾削弱，反见日趋强化和复杂化。

按照这样一种理解，中国周边各民族在唐代之后逐渐乘着民族主义兴盛的潮流，开始自觉致力政治自立。汉族的民族意识觉醒，却迟至宋代才达到了促成民族统一的高度。明朝实行专制统治，严重消磨了汉人的民族精神，导致社会实质上陷于全面分裂。这正为清朝建政后，汉人的民族主义被彻底压服，以及清末的社会政治革命一度又以民族主义旗帜相号召，准备了历史的前情。与此类似理路的探讨和叙述，在《亚洲史概说》中，同等细致深入地涵括了日本、印度、伊朗等东亚、南亚、西亚各国各民族。历史考察的时间跨度，也同样从远古文化黎明时期，经上古、近世、最近世，一路延展到了20世纪以降的现代。

在所有这些探讨和叙述中，欧洲并没有被当作遥远的异域或刻板、生分的他者，被悬置或搁浅在外。相反，正像后来在《中国史》里所做的那样，欧洲总是作为鲜活有机的知识和事实参照，随时牵涉、映衬在亚洲史的每一帧画面、每一个关键细节之中。用宫崎市定本人的话来讲，这么做不仅是因为欧亚大陆实际上同为一个地理板块，存在着畅达交通和密切交流的历史事实，而且更因为欧洲史早已雄踞世界史的高位，亚洲史却仿佛还停留在地方史和乡土史的低处，要想消除和改变这种不平等，与其滔滔论理，不如默默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