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散文多年，我的体会越来越多，归纳起来，主要是哲学和审美问题。当下的散文作者，有相当多的人提出或正在尝试着散文的创新。创新是相对于传统而言，抑或是相对于守旧而言。我以为，白话文发展上百年了，散文写作的高峰也经过了几个轮回，不论进行怎样的创新都不为过。问题是，这些创新有没有实质意义的突破，如果只是空喊口号，或者说所做的尝试同行不接受，读者不响应，那这个创新就值得怀疑。

90年代初，贾平凹在创刊《美文》杂志时，提出了大散文概念，在文坛引起很大的关注。关于何谓大散文，贾平凹已经说得很清楚，即鼓呼散文的内涵要有时代性，要有生活实感，境界要大，拒绝那些政治概念性的东西，拒绝那些小感情小感觉的作品，艺术抒情的作品，可能会使散文的路子越走越窄，导致散文更加沦为浮华和柔糜。在这之后，余秋雨的散文横空出世，真正地实现了一次大散文的成功尝试。继余秋雨之后，有相当多的散文作家模仿或步余氏散文的后尘，开始进行文化散文的写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散文界也曾出现过各种创新，成功者如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杨朔的散文，是叙事抒情的典范，在读者中更具有影响力。秦牧的散文，融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于一体，属于随笔、小品类型，其影响虽然没有杨朔那么广泛，但在知识界、文学界还是广受推崇的。自90年代后，散文创作开始甩开杨朔模式。这主要随着整个社会的向内转而开始的，比起前10年小说、诗歌、报告文学的干预社会，散文显然是落后了。自进入90年代后，随着整个社会的转型，散文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不论是心灵鸡汤，还是对历史文化思考，许多作家都写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散文样式。当然，摆脱杨朔模式，并不是忘记杨朔模式，也并非彻底否定杨朔模式，即使到今天，我们有相当的作家散文写作或多或少还有杨朔的影子。我觉得这很正常。谁能说我们的写作不受鲁迅、朱自清、冰心的影响？

在此我想谈谈作家石英的散文。石英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诗歌、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皆有大的成就。就散文而言，以他的年龄和创作成熟期，应排在杨朔之后贾平凹之前。我是在80年代初开始读石英散文的，印象中他走的是杨朔的路子，其散文是诗性的。90年代我们相识后，发现他的散文开始转向随笔化、文史化，有时也写写叙事抒情散文。

2013年，石英出版了《石英散文新作选》，他在自序中说：“我之取名‘新作’，潜隐的含义，即不满足于数量的积累，志在随着时光的推进，阅历的丰厚，尽可能在对事物的认识上、生命的感应上应具有更新的发现，更深的发掘，尽量使读者读起来不只是觉得充其量是篇目的叠加，而不能受到任何新的触发。因此，求新是我的一个不能绕过的目标。”

对于近些年盛行的文史类散文随笔，石英认为，“作为一个尚有追求不甘俗常的作者而言，如果较大量的笔墨还只限于铺叙和介绍一些文史资料，固然亦可起到某种传播知识的作用，但少了对读者较深刻的启示，我认为仍未充分的尽到一个作家的职能”。鉴于此，石英在近年散文创作中，重新写就了《再读袁崇焕》《再读北戴河》等篇章，显然，较之过去的抒情，现在更多的是进行了对历史的沉思与思辨，这种思辨重点不是考证历史是否真实，而是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进去，这样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独家认识。在当代作家中，石英的史地哲知识首屈一指。以石英的阅历、知识，他也是有资格对历史进行臧否的。我喜欢石英对历史的思考，他的思考是朴素的，通人情的，还是风趣的。

石英的散文是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变化的。一个作家，不囿于自己熟悉的套路写作，进行各种有益的探索与尝试，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我总是觉得，进行新的尝试固然新鲜、刺激，可一旦背离了原来的自己也未必就那么尽如人意。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喜欢石英的抒情散文，如早些年发表的《进入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夕阳》《北戴河听涛》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美文。在这本《石英散文新作选》中，我还是发现在一些篇什中依然保持着他抒情的优势。如在《井冈雕塑图》中，作者写道：次日午饭后，我们乘车下山时又从雕塑园门前经过。我想再与这些井冈山根据地的开创者和战斗者告别。留给我的最后一个影像是：雕塑的神情似乎在相互寻问：“曾记否，同志哥在一口锅蒸过红米南瓜？”回答当然是无声的。但园周树丛中那叫不上名来的翠鸟却抢先作出了有声的回答：“记得，记得！记得！”又如，“来到梨乡，我不禁迷失了方向。这种迷失，不是因为天气不佳或路途不明，而是由于这梨乡太广阔，竟使我有些眼花缭乱了。平时一般形容广阔爱用‘一望无际’，在莱阳的梨园中，一望倒是‘有际’的，但那是因为秋日的梨树状貌太盛大，梨子结得太密实，尽管我想望眼欲穿，却也仅及数尺之距。任凭我驰驱自己的想象，也难以估明这梨阵的纵深有多远。”（见《莱阳梨乡感怀》）面对这样的文字，我们是不是有种久违的感觉呢？从中，读者不难看出这里有杨朔的影子，然而，这种影子又恰恰是抒情散文所具备的。也许有人认为时代变得具体而实用，抒情成了一种奢侈，可我要说，我喜欢这种抒情，散文不抒情还叫散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