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王杨） 4月16日，由鲁迅文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共同主办的“文学的地域性——历史、记忆与现实”中外作家交流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陈众议、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参加“鲁迅文学院2018国际写作计划”的外国作家，以及部分中国作家、学者参加，围绕文学的地域性、文学对于历史现实的书写等话题展开深度交流。研讨会由《世界文学》主编高兴主持。

吉狄马加谈到，全球化带来了更为便捷的交流，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写作的人都很难离开自己的母语文字。写作者的个体生命在何处、有怎样的经历，决定了其文学书写的精神基因。在频繁的国际交往过程中，我们会担忧文学表现形式同质化的问题，如何在全球化与地域性之间保持平衡，变得尤为重要。关于外部世界的想象和叙述，对于今天的文学书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作家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记录所置身的时代，书写这个时代人的复杂性以及人与时代发生联系的对应关系。

文学与历史、现实的关系，成为中外作家着重讨论的话题。在捷克作家大卫·扎布兰斯基看来，真正的作家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捕捉当下，文学不过是要找到一种方法来进入其中，可世界变化的速度超过了写作的速度，每次作家捕捉到的当下在写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成为历史，而实际上，历史就是当下，就是现在。他认为，书写现实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着眼于未来，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看清当下并描述当下。学者程巍认为，现实的快速变化有时给人一种同时生活在几个时代之感，在这种对于时空的快速感知中，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文学叙述形式出现，这对于文学来说是一个机遇。

翻译家余泽民谈到，匈牙利文学乃至整个东欧文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历史与记忆。很多作家会自觉地去记录历史，他们在创作时，既需要与历史保持距离，以便能够看得清晰，又不会离得太远。人们会遗忘，而文学书写历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抵抗遗忘，我们对于现实的认知也是建立在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对此，大卫·扎布兰斯基提出，书写历史固然重要，但有些作家会把历史书写作为安全港从而避免面对现实中让他们感到不安的东西。但是，作家应该通过书写现实来证明自己是有能力记录当下的。

斯洛文尼亚作家芭芭拉·保加可尼克说，在斯洛文尼亚，很多历史特别是二战前的历史已经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经历过那段历史的祖辈也慢慢不在了，记录这部分历史的难度远胜过描写当代的某些内容。学者苏玲分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写作，认为对历史和记忆的文学书写，一直以来就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历史就是历史，但文学不应该也不能够迷失在历史当中。

智利作家罗伯特·艾多谈到，作家可以通过讲述历史来表现现在，也有人描写现实而实际上是在描述过去或未来，无论作家讲述的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写作形式是散文还是诗歌，他所写的都是人性，都是现实的本质，都是他们自己所处的当下。丹麦作家福劳德·欧尔森提出，人类的道德水准似乎并没有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得到提升，究竟历史是线性的发展，还是不断的循环，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作家写作就是为了要寻找一个答案。作家是挖掘者，只要挖得足够深，就能够找到真相。

加拿大诗人弗朗索瓦斯·罗伊认为，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同时也经历了种种变迁，她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年轻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的，他们是否对历史感兴趣，还是他们已经急着准备跨入未来？陈众议谈到，自己这一代作家和学者很执著于文学的地域性、历史、记忆或现实这样的话题，但年轻一代因为生于不断变化的时代，已经习惯或很快认同这种变化，他们中的很多人所忧虑的不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是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当然，随着年龄增长，年轻一代的想法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法国作家多米尼克·欧塔维以法国科西嘉岛的独特语言科西嘉语为例，说明地域对于语言和文学书写的影响。科西嘉岛受到意大利文化的影响很深，科西嘉语与意大利语相近。所以科西嘉岛的作家在写作时要么选择法语写作，以此来削弱意大利语言和文化的影响，要么是进入科西嘉语的氛围，写出一种不同于传统法语的文学。诗人树才谈到，地域性让作家在写作时不断问自己，“我在哪里，我真的在这里吗？”但实际上，我们只是被当下带着路过某一个地域。世界上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焦虑，就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明天会去哪里，当下的文学也许是为了见证这种焦虑。

意大利作家雪莲、越南作家周光胜、韩国学者金泰成，青年作家朱山坡、苏宁等，也从不同角度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