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前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和巨大的困境，我想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来谈谈破解之道。
我在一个记者世家出生长大：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记者，我的祖父甚至是他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重要记者之一。他前往世界各地，采访了当时数百名政治领袖，如英迪拉·甘地、萨尔瓦多·阿连德、铁托等，多位世界著名作家，包括聂鲁达、艾斯图里亚斯、亨利希·伯尔，还有欧仁·尤内斯库、阿瑟·米勒、亚马多、阿加莎·克里斯蒂、川端康成等，以及萨尔瓦多·达利等画家，亨利·摩尔等雕塑家，阿瑟·鲁宾斯坦等音乐家，莫里斯·贝雅尔等舞蹈家。他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中国的第一批外国记者之一。
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清楚地记得他从中国回来时给我买的各种礼物：小阳伞、水稻种植园工人的帽子、儿童插图和带有中国宫殿图案的手帕、 中国僧侣和美丽女子的玉雕……在他去世后，这些礼物依然收藏在我家的金色橱柜中，我们都视之为最珍贵的纪念品。这就是我做孩子时对中国的想象：一个僧侣，漂亮纤细的女孩，精致的小雕像，种植大米的人们，丝绸般的鲜花，树木和河流。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祖父当年的采访，我可以说他试图以最人性化的方式呈现他眼中那个时代的政治困境。 这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媒体，我们当然可以称之为传统媒体——都有一颗济世救民、影响事态发展的心。
现在，媒体空间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世界上有一半的人称另一半人是骗子，媒体也看起来像在搞宣传，玩恶作剧，阴谋论盛行，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戏剧性的媒体战争时代。有些人退出媒体（无疑更加降低媒体从业者水平），其他一些人通过参与作出反应，创建他们自己的私人媒体，更严肃的就写博客，浮浪之辈则厕身社交媒体，玩得不亦乐乎……
一开始人们并不容易发现媒体战争带来的混乱局面。后现代媒体开始出现，试图矫正和改造传统媒体，其方式就是允诺更多的言论自由，从而带来更多的真理。但事实证明这种局面可能又意味着相反：舆论被操纵了，没有带来更多的事实，仅仅只是带来一点doxa（希腊语，意为看法）意见而已，这种所谓的意见或看法，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看来，与废话无异，说了等于没说。 他的门徒柏拉图认为社会到了这一步，民主已经衰落了。
我的祖父不想把任何国家或个人理想化，他要做的是辩证地看待每一个不同观点，类似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才是找到寻求真相的惟一途径。在他的访谈中，除了描述采访对象带来的政治和公共后果之外，他还试图刻画这些历史人物的个性。无论是国家领导人、畅销书作者，还是诺贝尔奖得主，他都试图呈现他们身上善良、热情、理想的东西。他成了那个时代“老派”记者的缩影，透过他的写作，你就可以了解同时代的人们试图改良社会的想法和意图：我的印象是，我们今天的媒体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新闻从业者。
后现代媒体产生了很多所谓的记者，他们写的纯粹是他们自己的一己之私的东西，如此，就只能和博客与社交网络争个长短，看谁的吸睛能力更强。 通常，社交网络的反应会影响主要媒体，访谈中的问题以及社交媒体对某些主题的统计有时会成为新闻。
当然，我们不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一个像我祖父这样的老式记者，游走在处处受控的国界线之间，向世界传递有关新闻。现在，人们都可以四处旅行，但形成的看法却有很大局限性。在我祖父的时代，加入传统媒体就意味着你要对如何讲述事情（我从他那里继承了一些东西，包括关于词汇力量的意识）承担很多责任；现在的媒体从业者却不然，因此承担的责任相对小得多。后现代媒体带来的观点不胜其多，与之竞争话语权变得十分困难，尽管其中一些观点在某些方面可能非常精确。尽管如此，形塑信息总是有责任的，这一点后传媒基本上忽略了：后传媒意味着几乎零责任，零承担。一切都是主观的，后媒体倾向说万事均无客观性。
在我国，自从前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国家解体，过去的媒体经历了最糟糕的时代。新闻自由除了释放言论，也同时经历了媒体所有权的贪婪争夺战，但是，一旦尘埃落地，传统媒体对其内容却越来越不在意，并且一直在想着通过宣传（广告）赚钱。
看来报纸的新主人已经失去了初心。当他们抱怨后媒体崛起，导致读者人数下降时，他们忘记了，即使是社交网络，也如同传统媒体一样珍视好新闻——因为媒体究其本质，事关良知，关乎责任。传统媒体的衰败，不外话题轻松化，简单化，追求点赞，由此，只好解雇受过良好教育的新闻工作者和有文化的评论家。古典媒体，特别是报纸，认为新媒体的崛起导致了读者群流失。当然， 这也是一个统计事实，因为读者天性追求轻松的内容和八卦消息。
社交媒体绝不是无辜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鼓励和怂恿人们的无知乃至其他形式的低俗癖好。但我们不能无视它们的存在：因为社交媒体已经变得比传统媒体更加强大，甚至对社交媒体没有好感的知识分子也在使用社交媒体，而那些停止使用它们的人，在许多方面被社会边缘化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交际便捷化大势所趋，几乎可以说它是这个时代的工业革命，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交际沟通已然成了新兴行业。
传统媒体固然是僵化的，但其中仍然包含责任和担当。自此之后，时代发生了粗暴的变化：世界面临着社交媒体不负责任的困境，这种媒体仇恨言论极易散播，其后果，严重的时候，可能导致恐怖主义或其他（极端）暴力行为。
目前，我们在各方面都面临着大规模被操纵的危险。 主要信息来源来自后媒体时代的社交媒体，难免阴谋论丛生，信息传播一出现混乱，秩序必然丧失，引发大规模个人的贪婪。真正的自由可望不可即，越来越多的富人不动声色操控穷人，并在公共空间中排除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丹麦作家褔劳德说，丹麦的报纸已经向读者承诺，他们不会屈服于金钱和统计数据的专横，他们会继续专注内容——体现社会责任的文化新闻以及受过教育的记者的批判性思考。赞一个！但如果考虑到像我们这样的社会，社会责任媒体已经向没有内容的媒体转化了，或者以担心失去利益为借口排斥正能量的内容，我们又该怎么办？这难道不是我们所有人生活或未来生活的隐喻吗？
过去的时代赋予传统媒体以权力，而这种权力似乎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传统媒体的力量正在以彗星划过天空的速度衰减，责任不仅由记者承担，政府也难辞其咎。传统媒体衰败，只关心获取金钱和操纵他人，我们的社会就会混乱不堪。
民主是以辩证的方式表达不同的意见，这意味着权衡不同的事实以寻求客观性。后媒体时代众声喧哗，看似多元化，但最终自由如水中月一样难觅踪影。传统媒体失去了方向，社交媒体不期而至。作为人类，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制定规则和限制，以避免混乱和暴力。
人类从未像今天那样意识到与人类存在最相关的交流的重要性。我们体验到的交流不仅仅是文字和语言。社交媒体是最令人上瘾的交流，也是视觉交流的证明。如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人类定义为语言的存在，并围绕这种方式发展了他的心理学方法，那么我们通过视讯方式交流时，其实仅表明一小部分（大概20％左右）的交际与言语有关。由于这个事实，社交媒体和其他后媒体正在获得压倒性的力量，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传统媒体记者，注定了必然出局。如何救弊，没有人说得清楚。我认为在最终找到解决之道之前，我们应该首先认真关注和研究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