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发现了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思维规律，同样也发现了艺术规律。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文艺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反映了人们在审美世界的思想掘进步入新的境界，标志着人们对艺术规律的把握进入新的阶段。从美学的高度把握习近平文艺思想主要特征，分析思想来源和理论发展，进一步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创造美”的本质观
美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所有美学理论和文艺观念的根本命题。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创造了经过改造、征服和利用的人化自然，也创造了具有高度理性能力和丰富感性能力的人类本身。也就是说，人类通过劳动从动物变成人，同时通过劳动培养了人的审美对象和审美能力。在人的本质对象化过程中，使得自然与人、真与善、感性与理性、规律与目的、必然与自由真正地统一起来，这就是美。一言以蔽之，劳动创造了美。
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用哲学思辨去揭示美的本质，习近平则用非常形象的语言去表达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说：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习近平还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我们可以想象，艺术创作就好比放飞的风筝，无论飞得多高，都必须连着大地，否则断了线的风筝只能消失在虚空。艺术创作还好比燃烧的火把，现实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熊熊火光只能依靠燃料燃烧，一旦没了现实生活，也就没有艺术。“劳动创造美”是对美的本质的揭示，“艺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对实现美的规律的揭示；前者是认识论意义，后者是方法论意义；前者是美学基础，后者是文艺学延伸；前者是后者的逻辑起点，后者是前者的逻辑结果。
习近平还从“劳动创造美”基本原理出发，精辟论述了文艺和时代的关系。他认为，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新，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也是文艺得以成功的真正秘诀。紧接着，习近平立足当代中国人民的劳动实践，分析文艺工作者创作前景。他说：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劳动实践，创造了浩瀚无边的美，为艺术家挥洒才华提供了无限的可能。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文艺工作者应该从伟大劳动实践和丰富的人民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
习近平从“劳动创造美”的基本原理出发，坚持了“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基本观念，指出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艺根本创作路径，提出时代与文艺紧密联系的科学论断，成为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要指南。这些思想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般性观点在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特殊性表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具体例证。这些思想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美的本质认识，对艺术规律的把握，而且在实践中极大地鼓舞文艺工作者投身伟大时代创作伟大作品的信心和决心。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
艺术是什么？艺术家的个人创作如何实现大众的审美？这是美学思考的核心问题。
伴随着人类个体主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作为艺术家个体精神外化的成果——艺术，也从巫术、宗教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中摆脱出来，艺术的独立品格得以确立。表现主义的鼻祖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提出，艺术即直觉，直觉就是表现，把艺术家的精神表现与艺术创作紧紧联系起来，象征着西方艺术从现代走向当代。
从个体创作的生成机理认识艺术还不完整，它没有回答受众如何能接受到艺术的传达，如何感受到美的问题。
从审美方向理解艺术的话，古今中外的思想家也进行了接力探索。远在公元前六七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美是和谐的观念，认为和谐是杂多因素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从形式上力图发现美的规律。英国的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提出一个著名观点：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就是纯粹的线条、色彩之间的关系。美国的艺术理论家苏珊·朗格对“意味”作进一步研究，认为意味就是人类情感，不是个体情感，艺术是表现人类群体情感的知觉形式，把审美之所以可能与人的群体性质联系在一起。
从前面的文艺思想发展历程看，要完整把握艺术的本质，就必须从个人创作和群体审美相结合的视角去认识艺术。习近平站在古今中外文艺思想发展成果的高度，开创性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习近平文艺思想全方位反映了人民与文艺的关系，即表现与被表现、服务与被服务、供养与被供养和评判与被评判，从实践的角度，进一步把握了美的规律和艺术的规律。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揭示了个体创作和群体审美的耦合互渗的关系。其一，人民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为艺术家创作提供了素材和养分，成为一切艺术创作的前提和基础。艺术家创作文艺作品用于服务和满足人民审美需求，这是所有艺术创作的目的和旨归。在这里，前提基础与目的旨归实现统一。其二，当艺术家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反映了广袤社会生活真味时，艺术家表达个人就是表现人民；在鉴赏作品时，受众个体的生命体验与作品的审美情感相遇，在同频共振中实现了审美。在这里，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实现了统一。其三，受众的鉴赏作品与评判作品是同体的，人民以喜欢或不喜欢、感动或不感动、受益或不受益的态度，去评判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评判结果直接影响创作者的自我艺术定位和以后创作倾向。在这里，作品主观价值和事实价值实现了统一。可以说，个体创作与群体审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支撑、相互印证，二者作为无法分割的部分平衡统一于艺术实践中。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直接源自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和文化理论，它引导人们以新的视角去认识艺术，确立了艺术活动的两个基本主体——个体艺术家与群体受众，两个基本环节——创作与审美，以及艺术活动的两个基本范畴——个体创作和群体审美，有别于以往文艺理论家或偏重于创作方向，或偏重于审美方向的艺术认知，充分吸收前人卓有成效的理论贡献，力图更加全面把握艺术实践的本质认识，使得艺术本体论探索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照亮生活”的审美观
对真善美的追求是艺术的初心，“审美”一词的源头就是从对人对事物的一般性的肯定评价产生出来的。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艺术的演进，美的范畴出现并不断地分化和增殖。从历史上早期的范畴“优美”“壮丽”“和谐”“对称”等，到中期的范畴“雅致”“崇高”“悲剧性”“喜剧性”等，再到现代的范畴“滑稽”“丑怪”“荒诞”“惊悚”等，直至后现代的范畴“幻象”“虚无”“戏谑”“颓废”等，甚至于当代的范畴“二次元”“玄幻”“仙侠”“游戏”“竞技”等。审美范畴的分化增殖反映了人类感性世界的丰富和发展，是人类精神深处探寻的奥妙和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在审美领域的体现。但审美范畴不是艺术本身，只是实现艺术的过程和手段，审美范畴（特别是负面性表征的审美范畴）本身没有是非对错。在艺术中辩证运用各种审美范畴，先对立后统一，达到最终的审美目的，才是与现实复杂生活相适应的具有丰厚蕴含的艺术境界。譬如苏州园林中的太湖石、《西游记》中的神怪世界、《悲惨世界》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韩愈散文中的丑辞、《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电影《阿凡达》中潘多拉星人等等，都是在负面性表征的审美范畴被辩证运用的成功作品。
但现实艺术实践中，对审美范畴的误会和误用比比皆是。一些文艺从业者忘记了艺术的初心，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把时髦的审美范畴直接作为艺术的目的，出现了许多艺术乱象。习近平指出：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做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做感官刺激的摇头丸……这些作品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创作者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裹挟下艺术与审美脱钩，成为自我精神观念、思想意识的表达，是主体意志的外化，是个体生命的膨胀，这样的艺术已经开始排斥审美品格。更有甚者，其中一些艺术消解了意义和价值，否定了真、摒弃了善、背离了美，作品总体风貌表现出颓废、虚无、荒诞、黑暗的病态特征，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与艺术的初心背道而驰，这些现象蔚为风潮，已经到了不得不让世人警醒的时候。
可以说，人类艺术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怎么看、怎么办？习近平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从正面阐述自己的审美观：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他说，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可以说，习近平的审美观的核心要义就是“照亮生活”。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文艺的作用就是照亮人民的美好生活，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如何照亮生活？习近平认为，并非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只能赞扬，不能批评。他说：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只有幸福没有不幸、只有喜剧没有悲剧。生活和理想之间总是有落差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暗中看取光明，不做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这就是在创作中要对审美范畴辩证运用，在审美范畴的矛盾斗争中，实现最终的对立统一，达到更高层次的美的境界，最后达到审美的目的——“照亮生活”。
马克思主义美学从来把艺术实践的效果作为艺术理论主张的价值原点，把实现和维护人民的精神文化利益作为艺术考量。习近平文艺思想把“照亮生活”作为艺术的审美目的，在坚持艺术审美理想的同时，适应审美发展的时代要求，对解决当前中国艺术乃至世界艺术发展之困具有重要启示。
“坚定文化自信”的艺术观
艺术是文化最生动最形象最广泛的表现形式，是传承文化的工具与手段，而文化是艺术创作的思想底色和精神要旨，是艺术的“根”和“魂”。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理论。习近平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高度，对文化建设作出部署，其中文化建设的理论成为习近平文艺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构成其美学思想的重要特征。
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把坚定文化自信作为文艺工作的首要前提，也把文化自信作为其重要的美学主张。他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起并列提出并加以强调。他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代表我们党对文化价值的认识、对文化建设意义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部文艺作品的身份证明。没有脱离了具体国家、民族身份的文学艺术家，也没有脱离了具体文化身份的文艺作品。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具备坚定的文化自信，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
坚定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坚定文化自信，既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还包括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还包括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新文化的自信。具备真正文化自信的文艺工作者，必然责无旁贷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等等中国精神、时代精神，作为艺术创作的表现主题和内容，积极主动地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必然会无比珍视中华民族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文艺，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中华儿女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使得这些东方美学宝藏在全世界焕发光芒，成为各国人民共同享受的人类文明成果。
文化自信实质就是一种文化信仰。在艺术心理学中，信仰与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许多时候信仰是实现艺术创作和鉴赏的重要前提。没有信仰，就无从审美。信仰能够唤起人们的道德情感，激发审美情感，起到预设心理、启动开关、铺垫通道的重要作用。信仰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是值得肯定的。虔诚基督徒眼中的哥特式教堂的审美体验是非基督徒绝对无法想象的，坚贞的马克思主义者耳边响起《国际歌》时泪流满面也是外人难以理解的。同样，对于中国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而言，缺乏文化信仰，不可能创作出直击内心、撼人魂魄的优秀作品；对于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缺乏文化信仰，也很难实现对民族优秀作品的审美鉴赏。习近平正是清醒地看到文化信仰在艺术创作和鉴赏中的前提作用，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时代命题，可以说既是对艺术心理学的实际运用，也是对美学理论的重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