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是对创作的总结，总结过程中会得出文学发展的规律。如果能够将正确的规律运用到儿童文学事业中去，必然对创作起到好的作用。
理论建设需要反思以往的历史，向历史当中寻找资源。但它更需要反思正在将反思者围困在其中的并非过去的现实，反思当下的理论建设。
周琼华：您在2011年获得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普及方面的最高奖“国际格林奖”，说明了国际对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认可。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可以说您是新时期儿童教学和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为什么您会如此重视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
蒋 风：2011年我去领格林奖时，听到颁奖词，我就马上提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个荣誉应该归功于中国全体儿童文学研究工作者。因此，我决定把此次获得的100万日元奖金在国内设置一个同类性质的奖项，让我们所有在儿童文学理论上作出过贡献的人来共享。
周琼华：为什么您会觉得理论研究对于儿童文学来说非常重要？
蒋 风：儿童文学发展最主要的是创作，理论研究是对创作发展的历史总结。如果不从理论角度好好研究创作的话，是很难提高创作水平的。
我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走上中国大学的儿童文学讲坛，因为教学的需要从创作转向研究儿童文学基本理论。当时革命胜利不久，中国儿童发生期的文学理论全部被否定。在这个学术领域，除了学习苏联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和苏联翻译过来的寥寥可数的一些论文外，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我出版最早的是1959年的《儿童文学讲话》，这是我儿童文学课程讲稿的一部分。我一生的研究论著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儿童文学史，另一部分是儿童文学教材。史学是总结规律，教材是为了培养人才。文学研究是对创作的总结，总结过程中会得出文学发展的规律。如果能够将正确的规律运用到儿童文学事业中去，必然对创作起到好的作用。
周琼华：《儿童文学讲话》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具有儿童文学史意义的著作。在您看来，从您走上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之路至今，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之路？
蒋 风：我在1991年6月应邀出席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会议时所提交的论文《一段艰难而曲折的前进道路——四十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从关怀少年儿童一代的健康成长出发，大力倡导艺术家们为孩子创作。5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而当时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比之新中国成立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切都引起文学理论界的关注，因此带动了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开展。从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身发展来看，1949年之后的17年间，除了译介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外，似乎只有批判，没有建设。当时有关儿童文学的理论探讨和作家作品的评论，几乎都为政治运动所淹没。关于儿童文学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问题、是否应该暴露阴暗面的问题、童心论就是人性论的翻版问题等等，差不多就是从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派生出来的，被强烈的政治性批判所淹没，没有经过平心静气的学术研究，学术价值有限。
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主要是寻求外来的理论借鉴，翻译介绍前苏联儿童文学研究成果，但已经逐渐形成一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热心于儿童文学研究和评论的作家，如陈伯吹、贺宜、张天翼、严文井等人；二是专门从事研究的理论和教学人员，如宋成志、陈汝惠、蒋风、陈子君等人。队伍不大，但奠定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第一期工程，发表了一些有理论价值的作家作品论，在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已经比较全面地明确了儿童文学的概念和功能。
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一种泛政治化的意识闯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突出政治”的批判文章几乎布满当时整个儿童文学论坛。在极“左”文艺思潮的恶劣影响下，儿童文学研究园地成了一片空白。“文革”十年更是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后果。
70年代后期，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进行了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工作。其中1978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创作出版工作座谈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呼吁全社会关心少年儿童读物，破除“四人帮”遗留的陈规戒律，认真地讨论了儿童文学的艺术规律问题，解放了思想，理论研究开始呈现复苏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80年代开始形成一支较为稳定的儿童文学研究队伍。第二，全国各地高校开始设置专门的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开设儿童文学课程，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第三，儿童文学研究刊物开辟专门版面促进了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各种学术活动日趋活跃。
80年代末学界对于儿童文学与教育关系的论战，则大大加深了人们对儿童文学特殊性的认识，推进了基本理论课题的发展。总的来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走过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吸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美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等角度去研究儿童文学，努力建设和发展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
周琼华：与之前相比，当下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是否有了一些新变，您怎样看待这些新的变化？
蒋 风：时代在进步，儿童文学在发展。八九十年代的儿童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是在“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重新起步的。应该说在30年里，中国儿童文学建设卓有成就，一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学术整理与发掘工作，一方面发扬了“五四”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儿童文学优秀传统，不断地拓展了新的儿童文学理论领域的进展，初步建构了儿童文学理论的框架，奠定了儿童文学的学科基础。
1984年，由文化部组织、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是一次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儿童文学的特点和文学的一般规律性的关系问题，认真分析了“左倾”的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要历史地、恰当地估计发展变化的少年儿童特点，重视文学的共同规律，检讨和警惕过去儿童文学工作中的某些偏差。
理论建设需要反思以往的历史，向历史当中寻找资源。但它更需要反思正在将反思者围困在其中的并非过去的现实，反思当下的理论建设。
20世纪80年代中期，儿童文学理论界对儿童文学的趣味性与教育性、成人化与儿童化、少年小说与少年心理等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这些问题能否给予一个有价值和有审美性的回答，实际上就是对一个研究范式的现代性提出检验。1985年前后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传统与新潮两种声音。执著于传统立场的研究者坚持从文学性与儿童性的角度来阐释这些问题，而新潮研究者当中则出现一些新名词和新方法。这些蕴含丰富的理论术语和角度特殊的切入方式，让独立的见解和比较深入的观念获得了颇有深度的表达。这些新潮的研究比较活跃，但没有改写当时的研究范式。它只是一个更大的理论突破的前奏，较多地移植了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经过两种声音的交锋后，8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有了新的变化，就是文学性的回归。
进入90年代以来，较值得注意的是有一批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出版，如1990年湖北少儿出版社的“儿童文学新论丛书”、1994年的甘肃少儿出版社的“中国当代中青年学者儿童文学论丛”等等。这些理论丛书开辟了儿童文学研究的新疆域，开拓了儿童文学研究的新空间，带来研究的新方法、新活力，初步实现了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为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带来另一个新变化，即儿童性的回归。
文学性与儿童性的回归让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走上了科学的大道，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繁荣的一个标志。
周琼华：您在1979年就率先招收了全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您认为儿童文学理论人才培养的重点和难点在哪些方面呢？
蒋 风：儿童文学创作人才不一定需要大学来培养，大学不可能培养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但儿童文学理论人才却必须依靠积淀比较深厚的大学来培养。因为理论人才培养的条件是丰富的图书资料和深厚的相关文化底蕴，我在浙师大设立了专业的儿童文学资料室，一共带过9届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共16名，比如吴其南、王泉根、汤锐、方卫平、章轲、邹亮、潘延、闫春来、汤素兰、韩进等，至少有十来位都已成为如今儿童文学界的佼佼者。
关于难点，2003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儿童文学在中国：作为一门学科处境尴尬》。又过去15年了，处境竟然丝毫不变，说来十分痛心。不说人事经费上的困难，更多的是行政、制度造成的困境。特别是儿童文学学科的地位问题。我在浙师大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到第八届时，毕业生有人都已是教授，浙师大还未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这形成一个十分尴尬的局面。虽然目前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儿童文学作为新兴学科的地位还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周琼华：您觉得当前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还有哪些需要加强或重点关注的地方？
蒋 风：自新时期初发出“将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文学来研究”这一振奋人心的呼唤以来，至今已经过去20多个年头，许多关心儿童文学研究的学者进行了许多探索，提出了许多耳目一新的见解。如刘绪源、方卫平、王泉根、王俊英等人都从文艺学的不同侧面切入儿童文学本质的某一方面。但从立足点到方法论上，都还未完全转移到儿童文学立场上，将儿童文学真正作为儿童文学的系统研究，应该还有待努力。
20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曾经在教育领域努力为儿童发声，对儿童的生存现状进行思考，如《上锁的抽屉》《今夜月儿明》《三色圆珠笔》《我要我的雕刻刀》等一大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以及相关评论。我仍被那段时期的思想、激情和良心燃烧的历史所深深感动。今天的儿童文学研究关注教育现实的热情好像减退了，批判儿童教育弊端的锋芒没有了，至少变钝了。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描述的从“忧患”到“放松”、从“思考”到“感受”、从“深度”走向“平面”、从“凝重”走向“调侃”，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在这个时代多么需要《爱弥儿》《麦田里的守望者》这类关注儿童生存状态的作品。当前儿童文学在研究方面的一种失语的状态，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