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先生走了。他把属于自己的时代，属于自己的诗意，属于自己的百年记忆，留在了作品里。总体感觉，刘以鬯的文学成就还未被中国文坛充分认识，这位偏居一隅的“香港文学一代宗师”，在中国文坛还显得颇为寂寞。
生命最后岁月里审定的一套书
2015年，我与香港作家梅子联系，请他编辑《刘以鬯文集》，同时精选刘以鬯先生最具代表性的三部经典作品《酒徒》《对倒》《寺内》，结集为“刘以鬯经典”系列出版。这三部作品创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迄今已有多个版本，刘老也对作品分别做过局部修改，使得不同版本略有差异。梅子精心择选了三部作品的最佳修订版本，其中，《酒徒》依据的是2003年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推出的修订版；《对倒》依据的是2000年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付梓的长、短篇合一版；《寺内》的篇目、分辑、排序依据的是1977年台湾幼狮文化公司期刊部的初版本，收录的14篇小说则尽可能优选刘老后来的修订本。
此外，梅子还选编了各版本序文、前言及相关评论文章作为附录，并补充了大量注释，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作品。编辑过程中，我和另一位编辑周方舟与梅子一起补注，花费了大量时间，每一条注释梅子都要请刘老确认，而刘老年事已高，则须刘太协助。后来，刘老已不能自己作答，便由刘太确认，有些则请教相关专家。
这三部作品，正如刘老自己所说，“我无意写历史小说，却有意给香港历史加一个注释。”创作时，刘老以简洁的文字、灵动的构思书写他所经历的时代和历史，其中一些带有历史印记的词汇，只有在补充注释后，今天的读者才能读懂其中的历史内涵。可以说，补充注释的过程，也是还原历史的过程。这套书也成为刘老在生命最后岁月里审定的一套作品。
纯粹的文心，不羁的灵魂
香港学者孙立川说：“20多年前，因文学之缘而认识了刘以鬯先生，总觉得他永远都保持着上海文化人的习惯，西装革履，梳着整齐的发型，钟意饮咖啡、吃西点、品尝美食，谈吐文雅，对西方文学流派及其手法十分熟悉，对内地、香港的文坛更是如数家珍。读他的小说，似乎可以看出他浓浓的上海情意结。”
生于富裕家庭的刘以鬯1941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哲学，其后辗转于重庆、上海、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曾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施蛰存、戴望舒、姚雪垠、徐訏等作家的作品，并主编《快活林》《快趣》《星岛晚报·大会堂》《香港文学》等报刊。1948年底定居香港后，靠一支笔在香港生存下来。他的首部小说《失去的爱情》（中篇）于1948年问世于上海，迄今著有小说集、散杂文集、文学评论集等40余种文学著作，尤以《酒徒》《对倒》《寺内》等小说开创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被誉为“香港文学一代宗师”。
2016年，我因为其他事宜路过香港时，曾拜访过刘老夫妇，有幸与刘老有一面之缘。当时98岁的刘老面貌清癯，神情俊朗，像北京的秋天一样爽利，一如他的文字，清朗、干净、简洁、灵动，一尘不染，没有一丝多余。他有着纯粹的文心，有着孩童般的奇思异想，有着少年般的诗意，有着古典文人的风骨、情怀，又有着现代不羁的灵魂，所有这些化成文字，便是他与众不同的纯文学观念，使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写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主义作品。
编辑文集时，我常常为作品的奇妙构思、令人惊艳的实验性笔法而拍案叫绝，像“借来的爱情，只是无色无臭无形的一团，游弋在黑暗中，与黑暗无异。寂寞被囚在深夜的斗室中，而欲望则如舞蹈者。突然想起幕前的笑容与幕后的泪水。”“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看到的种种，也是模模糊糊的。淳于白一直在怀念过去的一切。如果他能冲破那块积着灰尘的玻璃，他会走回早已消逝的岁月”……怪不得很多年轻人喜欢刘以鬯的作品，因为那里跳动的是一颗纯粹的文心，还有一个不羁的灵魂。
《酒徒》是刘以鬯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被誉为“诗化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和“现代文人小说高峰”。2004年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电影《2046》，2011年由香港导演黄国兆拍摄成电影。它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商品经济盛行，文艺也高度商业化的背景下，一位艺术良心未泯的作家，挣扎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不愿典卖自我价值而不能，只好一面煮字疗饥，靠写文字垃圾求取生存，一面自责忏悔，借酒麻醉，沉沦为不能自拔的酒徒。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阅读《酒徒》定然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书中酒徒说出的恐怕也是今天在商业规则面前苦闷挣扎的人们的心声。《酒徒》也是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一部前卫艺术的杂烩。它的语言、技巧、表现手法和文学观念都具有穿越时光的创新性和艺术性。
“对倒”指一正一负双连邮票，借用此形式，刘以鬯于197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对倒》，后又将其浓缩为短篇。《对倒》最令人惊叹的是与众不同的构思和对电影手法的借鉴。它写一个从上海移居香港、在回忆中怀旧的中年男子和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在幻想中憧憬的青春少女，他们互不相识，各自游荡在70年代的香港街头，迎面而行，又背向远去，仅有的一次邂逅，也是擦肩而过……2000年，《对倒》引发香港导演王家卫拍摄了电影《花样年华》。
《寺内》收入了14篇新颖多彩的中短篇小说，熔想象与诗意、古典与现代于一炉，或为故事新编，如《寺内》《除夕》；或表现香港现代都市之人与事，如《对倒》《链》《吵架》《赫尔滋夫妇》《龙须糖与热蔗》《圣水》等；或探求生命哲理，如《蟑螂》。这部结集于1977年的小说集，以“求新求异”的文体实验，彰显现代小说的新锐与性灵。
从现在的眼光去看这三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语言、艺术、观念等都依然是前卫的、新锐的，同时，又是古典的、中国的、历史的，是从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不老的现代艺术之花。
诗化意识流，小说新道路
意识流是刘以鬯作品的标签化字眼。在《酒徒》初版序中，刘以鬯先生介绍说，意识流这个名称首先出现于心理学家詹姆士的文章，第一个将其运用于小说的是杜雅丹，后来，伍尔夫、乔伊斯、普鲁斯特等作家都在小说中运用此手法。刘以鬯认为，意识流是小说家探求内在之真实的一种技巧，而非流派。“现代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只有运用横断面的方法去探求个人心灵的飘忽、心理的幻变并捕捉思想的意象，才能真切地、完全地、确实地表现这个社会环境以及时代精神”，这是写实主义所不能完全做到的。正是出于这样的文学观念，刘以鬯写出了《酒徒》，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但也有人说，30年代穆时英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也运用了意识流，所以，“刘以鬯经典”系列对《酒徒》的介绍是“诗化意识流小说的开山之作”，强调刘以鬯小说开创的是“诗化意识流”。这是因为，刘以鬯小说的意识流不仅仅是技巧，更是观念，不仅仅要写出“内在真实”，还要写出“与众不同的小说”。而刘以鬯认为，由于电影和电视高度发达，小说必须开辟新的道路，其中，诗化小说——让小说与诗联盟——是《酒徒》探讨的小说新道路。他说，“写《酒徒》时，我故意使诗与小说结合在一起”，并引用柯恩的话：“诗是使文学继续生存的希望”。所以，也有学者称刘以鬯的意识流小说为诗化意识流、东方意识流。
《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杨义曾说：“如果这样谈论刘以鬯，说他承受着香港商品经济浪潮铺天盖地的冲击，以始终不懈的艺术真诚，在南天一隅出奇制胜，率先使华文小说与世界新锐的现代主义文学接轨。那么他在香港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凸现出来了。”并说：“香港文坛应该为出了刘以鬯而骄傲，他创造了独具魅力的东方诗化意识流艺术，属于东方，又属于现代，代表着香港探索文学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对刘以鬯文学地位的中肯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