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发表于1979年第2期《人民文学》，在内容上首次提及到了我国“大跃进”时期产生的严重问题，批判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极“左”思潮，以革命干部老甘与农民共产党员老寿两个人物之间的矛盾为主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大传统”文化与“小传统”文化的复杂的互动关系。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文化界定

“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在其代表作《农民社会与文化》中首次提出，其后在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芮德菲尔德认为，“农民文化是一种多元素复合而成的文化，它完全配得上被称为‘人类文明的一个侧面’。如果我们去深刻地理解它，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走出我们的第一步？如果我们想走出这第一步的话，那么我们必须先承认一个前提，即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存在着差异。”“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创造出来的一种大传统，其二是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学堂或庙堂之内培养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了两者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两种传统——即大传统与小传统——是相互依赖的；这两者长期以来都是相互影响的，而且今后一直会是如此。”“大传统与小传统是彼此互为表里的，各自是对方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把大传统和小传统看成是两条思想与行动之河流；他们俩虽各有各的河流，但彼此常常相互溢进和溢出对方的河道。”

由此看来，罗伯特·芮德菲尔德认为，传统文化中一般由两种文化构成，即“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指的是精英文化、上层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属于主导地位，而“小传统”指的则是农民文化、大众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属于从属文化。并且，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而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正是通过革命干部老甘与农民共产党员老寿两个人物之间不同时期的矛盾为主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

小说中体现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复杂互动关系

作者茹志鹃在小说《剪辑错了的故事》中，着力塑造了老甘与老寿两个人物形象。老甘是一名共产党员干部，可谓是“大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而老寿则是出身于农民的共产党员，是“小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小说通过描写老甘与老寿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矛盾。

在国内战争时期，老寿为了给老甘凑粮食，把家里仅剩的干粮几乎都送给了老寿，让其在打仗路上吃，而老甘却只拿了老寿送来粮食的一半就上路了，当时老寿一直有“到共产主义那更美了，吃香的，喝辣的，任挑”的美好愿望。在淮海战役中，当作为副区长的老甘，向大家提出要为前线支援柴草的要求时，老寿不仅贡献出自己妻子最喜欢的小木柜子，而且还把自己心爱的七棵枣树中的四棵砍掉，以作为柴草支援前线。

在解放战争时期，老寿虽然出身农民，却履行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职责，服从组织，以国家利益为重；而老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干部，想群众之所想，以人民利益为重。当老寿把四袋粮食送给他时，他却仅拿了一半粮食便上路了；在老寿为了向前线支援柴草想砍掉家里的七棵枣树时，是老甘阻止其砍下剩余的三棵枣树，为了感谢大家为淮海战役竭尽全力提供的粮草，老甘不胜感激地谢道：“老少爷们，革命的衣食父母，你们对革命的贡献，党是不会忘记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大传统”与“小传统”体现出的关系是一种和谐共处的互动关系，既有“大传统”对“小传统”的依赖与宽容，又有“小传统”对“大传统”的认同与服从。

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上交公粮、砍伐梨树等事情上，老寿又显示了他作为农民思想务实性的特点，体现出了“小传统”与“大传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受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浮夸风潮”的影响下，甘木公社的甘书记，“深感有急起直追的必要”。“要放就要有点气派，放一颗特大的卫星，亩产一万六千斤！”但当上级收缴“高产粮”时，老寿为了公社民众的粮食保障问题，向甘书记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才觉得自己心里有忧，有愁，还不知为什么有点伤心。他说不出，但总觉得现在的革命，不像过去那么真刀真枪，干部和老百姓的情分，也没过去那样实心实意。现在好像掺了假，革命有点像变戏法，亩产一万二，一万四，自己大队变成了一万六。”“做工作不是为了老百姓，反要老百姓花了功夫，变着法让领导听着开心。”而且，为了响应上面的号召，甘书记让在三天之内，把老寿照料的梨园铲平，改种粮食。看着马上要成熟的青梨即将夷为平地，老寿不禁呼唤，“老甘啊！你来呀！咱那老甘哪，你怎么不见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跃进”时期，作为农民阶级的老寿，面对干部老甘的不合理命令时，虽有强烈不满，但囿于种种原因，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在小说的最后，老寿猛然的睁开了眼睛，“我找老甘去。跟他说说去。他会告诉我，这是咋回事，这到底是谁背了时。”在这里，老甘与老寿，作为“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典型代表，形象生动的体现了两种文化的对立与矛盾。老甘为了响应上级“浮夸风”的粮食要求，提出了不切实际的粮食亩产要求，甚至为了所谓的“革命”，要求把即将成熟的梨园夷为平地而改种粮食，这些举措和行为，不仅不切实际，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里体现出的正是特定时期“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矛盾与对立。

自古以来，“官”与“民”的关系极其复杂，中国的农民阶级向来是一个受驯服、忍耐度极高的阶级。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阶级一直都是一个受到社会统治、宗法伦理影响很深的阶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小传统”阶层，其一直受到“大传统”的钳制与影响。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农民阶级都未能超过或者摆脱“大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农民依旧生活在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关系一直是复杂深刻的，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与对立。而在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中，正是通过讲述老甘与老寿在解放战争时期与“大跃进”时期的不同矛盾冲突，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无论在哪种文化的哪种时期，“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一直是持续存在的。

作者创作风格的改变

茹志鹃作为中国现当代史上风格独特的女作家，《剪辑错了的故事》可以说是她第二个时期的代表作。在其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以《百合花》为代表作，其风格表现为清新、俊逸，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者近乎停笔，直至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她才又投入了创作的热情。而《剪辑错了的故事》，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而且也标志着其创作风格从前期的清新、欢愉向深沉、冷峻的改变。

在小说《编辑错了的故事》中，作者一改往日讴歌的风格，以现实为基础，以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角色与角度，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反映与反思，对当时给国家与人民带来严重影响的“大跃进”时期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展现。小说通过当时国家与人民经历的重大革命事件为背景，描述了甘书记为响应“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浮夸风”，不顾公社民众的粮食安全，不惜作假；而作为农民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老寿，对此错误做法的强烈不满与抵制。这里，作者摆脱了以往选题上的“小”转变为后期题材上的“大”，揭露出一个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理“官”与“民”的互动关系，如何保持新中国成立前，党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即“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小说中，作者以深沉、凝重的语言表达出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忿懑的沉重心情对以甘书记为代表的官僚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与谴责。

在此，作者风格、选材上的改变，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在艺术上勇于突破自我的勇气与胆识，标志着作者更加成熟的创作风格。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