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北这片土地上，父亲已经不在了，他与这片养育他又掩埋他的土地，生死难分。

父亲最后的三四年都是断断续续在医院里度过，那座医院叫泗洪县人民医院，是当地最好的医院，父亲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和护理，除此就没什么可安慰他了。父亲临终时，突然眼睛发亮，艰难四顾，也许他知道要告别我们，那眼神是最后告别吧。父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尽管他并不怕死。他常说，比起某某20多岁就牺牲了，我早就够本了。

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逢年过节，父亲就燕子衔泥一样，今天带块肉回来，明天拎两条鱼回来，每次父亲回来，我们都一阵欢呼，尽管这些买鱼买肉的钱都是父亲下了多次决心，红着脸向别人借来的，那时的我们单纯而无知，只知道鱼肉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父亲极不愿意看到我们见别人家吃香喝辣而垂涎三尺，更重要的是不想让我们受委屈。我永远记得，有一年他冒着大雪从10里之外的汴河大队扛着一袋子大米回来的情景，那时四野万籁俱寂，大雪给父亲加了一层雪衣，父亲低头艰难地往家走，那肩膀上扛的不仅是一袋米，还有一家的温馨和希望。

父亲走时，我握着他渐渐发凉早已经没有知觉的手，我的心情突然镇静了，全身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一次次抽痰，一次次吸氧，一次次灌肠，一次次病危通知；那十几天不吃不喝，而稍一吃喝就呛得脸色铁青，气短声绝，那一天几瓶药水挂不进手面，就改为脚面，那全身居然找不到一根血管可以刺进细细的针头，那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日日夜夜……这一切终于结束了。在他最危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六神无主，什么叫绝望，而他的生命如此的脆弱又如此的顽强，我想父亲他虽一生辛苦，弥留之际却更难熬，他还是不想离开我们的。我们又怎能离开他呢？在父亲备受煎熬之际，我作为一个准文化人，一个无神论者，居然要期望风水求助神灵了，我不再相信科学，只相信奇迹会在父亲身上发生。还幻想能和以往一样住一阵子就举家欢庆地回家。我居然连常识都忘了——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人常说，床头百日无孝子，但也不尽然。我曾暗想过，若是守护父母直至我和他们一道死去，或先于他们死去，那该多好，这可能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父亲走后，我常在梦中与他相见，我多么不想醒来，多么希望永远就是这样。思念，常常使我陷于幼稚和幻想，不能自拔。儿女永远报答不了父母的恩情倒是真的。父亲一生为我们，为他人着想，死后也是。他走时，初冬将至，大雾漫天，夜幕深厚，整个世界悄无声息，在全村人都渐进梦乡时，父亲回家了。

1938年秋，在父亲参加革命时，父亲近房的小爷（叔）骂他没出息，说共产党、八路军要吃没吃的，饥一顿，饱一顿；要穿没穿的，子弹袋里装的都是秫秸棒，能干出什么事情？父亲也许犹豫过，但最后爷儿俩还是分道扬镳，父亲跟着共产党走了，此后爷儿俩势不两立。

1958以后，父亲任魏营人民公社民政助理，军烈属就成了他的服务对象之一。过年了，即便雨雪纷纷，也要把买好的猪肉、粉条和县武装部的慰问信，挨家送去。最远的村来回30多里，肩扛，手提，步行，没有路走，就落荒而去，有时泥泞，有时冻土，有时赤脚过沟，有时弯腰爬坡，一天能走四五个村子。年前，腊月二十就要开始送，一直要到二十九。一斤猪肉，两斤粉条另加一张红纸慰问信，说明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父亲带着干粮下队到这些人家，最多喝他们一点开水或者稀饭菜汤，临走总要在碗底悄悄压下粮票和钱。为什么要“悄悄”？别看老百姓穷，穷有志气，穷有良心，你不悄悄给他，他死活也不会要——那不是骂人吗？军人们义气深重，见父亲一身泥水风雪走来，就要把猪肉粉条一锅烧了。父亲不仅不依，而且拔腿就走，出门还交代一定要等到年三十中午再吃。三十中午吃肉的意义和平时绝对不同啊。

父亲注重于吃而不是穿，父亲总是说吃在肚里是内心感受，穿在身上是他人感受，内心感受才是真正的感受，发自内心的快乐才是真快乐。他热爱生活，再艰苦的岁月也要想方设法使儿女在节日有点荤腥，让儿女们充分感受到节日的快乐。

现在，我们为父亲所做的一切都失去实际意义，无论节日送点纸钱、鲜花，无论怎么缅怀、追忆、梦想，这都与父亲无关，惟一的就是像父亲那样活着，照顾好孤独年老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