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著名的现代白话诗人、散文家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俞平伯先生卷入了一场由毛泽东直接介入和发动的“《红楼梦》批判”的思想斗争运动，即“由批判俞平伯的红学观点而至批判胡适唯心论的政治运动”。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抓住李希凡、蓝翎两位“小人物”批判“权威”俞平伯学术著作的文章受到“大人物”阻拦的契机，将其纳入到意识形态斗争的范畴，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一场新的思想斗争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表面上是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深层次的主要目标则指向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思想，着力清除胡适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等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因为“红楼梦”批判的全国性影响，作为新中国文学三大案之一，学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多有注目，其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相较于此，其时关于俞平伯先生《再说乐府诗〈羽林郎〉》的争论相对受到忽视。而审视这一场汉乐府《羽林郎》之争，从中可以一窥俞氏“顽固”的“温柔敦厚”美学趣味和古典文学研究中“人民性”美学规范之间的冲突。本文试图对此番争议乃至批判略作勾勒和评论。
《再说乐府诗〈羽林郎〉》：
从争论到批判
汉乐府《羽林郎》选在高中语文课本第五册里。这篇文章在具体教学中常常引起一些教师的困惑。1954年，《语文学习》7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卞慧先生的谈“羽林郎”的文章。文章中，卞慧认为这首诗是后汉的作品。讲的是前汉霍光家奴冯子都依仗霍光的权势调笑胡姬的事情。主要是借古讽今，讽刺的是后汉窦景的家奴。卞氏一文在具体的文本解读中认为：《羽林郎》通过对依仗主势的家奴以及对胡姬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人民的爱憎——憎恨家奴，热爱胡姬，表现出这首诗的人民性。卞文发表后，《语文学习》期刊随后连续收到读者的来稿，几位读者对卞氏一文的主要内容表示大体上同意，但是对其中的几处解释，主要是对“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和“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的解释提出不同的意见。虽然来稿中对卞氏对此四句的解释一致不满意，但各人给出的解释则不完全相同。“显然，大家对这两句诗句的理解是很有分歧的”。出于学术争鸣的需要，《语文学习》期刊把这些来信送给俞平伯先生，征询他的意见。于是俞平伯写了《再说乐府诗〈羽林郎〉》一文进行了回应。《语文学习》编辑部又将来信和俞氏一文交给卞慧，卞慧在看了各方意见之后，写了《关于〈羽林郎〉的解释》一文。经过一番讨论，尽管对这两处的解释并没有取得一个最后的、大家一致满意的结论，但《语文学习》编辑部认为：问题的性质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而看清问题的性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因此，“我们认为这次讨论还是有意义的。现在把几位同志提出的意见和俞、卞两同志的文章发表在这里，供大家参考。”编辑部还认为在文学作品教学中，特别是古典文学作品，“主要的是让同学们领会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主要内容。讨论个别词句的解释也是重要的，但不宜胶着在这上面。对于解释有分歧的词句，教师尽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比较妥当的解释来讲解。如果课本上有注解，可以拿它作依据，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把其他可能的解释适当的介绍给学生。《羽林郎》选在高中第五册里，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是有可能，甚至有必要，对这类问题进行一些思考的。”可以说，《语文学习》期刊的态度是平和理性的。然而，随着“《红楼梦》批判”运动的爆发，俞平伯深陷被批判的风暴中，俞平伯关于《羽林郎》的观点也受到了批判。1954年，《语文学习》期刊12月号上刊发了柳虞慧、葛楚英的批判文章并刊发了编者按。在编者按中，《语文学习》编辑部认为柳虞慧、葛楚英等同志对俞先生分析“羽林郎”的态度、关于冯子都的形象、胡姬对待冯子都的态度的说法以及那种训诂方法的批评是正确的。进而开展自我批评，将向俞平伯请教上升到自身研究古典文学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方法上加以批判，认为是编辑部自身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收到俞先生的稿子以后，编辑部没有发现文章的思想性问题，就照样发表了。这又说明了两点：一是认识水平低，而更重要的是在编辑思想上存在着浓厚的权威观念，因而在按语中对于可能发现的错误采取了客观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从这件事情结合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让我们更清晰地看见了自己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更为我们指明了道路，那就是：要为清除文化学术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建立文化学术工作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斗争。”
围绕《羽林郎》的争论观点
综观此次争论，可以发现，争论的焦点主要在解读这首诗的重要关头，即“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四句上。卞氏在《辛延年：羽林郎》一文中在解释“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时说：“豪奴的到来并非专为喝酒，喝酒外还送青铜镜给胡姬，还替她结红罗裾的带子。这里有个疑问，红罗裾穿在胡姬身上，带子自然结好，怎么豪奴又去结呢？可见‘结我红罗裾’是承上句的‘贻我青铜镜’来的，即‘贻我红罗裾，结我红罗裾’的意思。古乐府里原有这种结构，如木兰辞‘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下句承接上句，即‘开我西阁门，坐我西阁床’。……红罗裾是豪奴送的，自然要胡姬穿上，要替她结上带子。在当时豪奴可以任意抢掠民间女子的情况下，胡姬对于豪奴的礼物，对于他所表示的殷勤，可能在被迫下很勉强的忍受着，为了避免自身的被劫掠。但容忍的限度到此为止，豪奴要是再进一步，就要以死抗拒了。即‘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这里得说说‘不惜……何论’的结构，这个结构是举两件事来比较，如‘不惜牺牲生命，何论财产’。前者的动词一直管着后者，即‘牺牲’管着‘财产’，是‘何论牺牲财产’的意思。”“红罗裂”指牺牲红罗，“轻贱躯”承接“红罗裂”而来，应该指不惜牺牲生命。假如进一步相逼，不惜牺牲红罗，更不惜牺牲生命，使豪奴一无所得，以抵抗他的抢掠或欺辱。文章在解释“男人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武吾子，私爱徒区区”。认为这里是申说拒绝的理由：一是不负丈夫，二是贵贱的界限不相逾越，含有阶级敌意。豪奴夸耀豪华，自比贵人，她却甘为平民，不慕富贵，最后再表示谢绝的意思，说这种私爱即使诚恳，也是白费的。“区区”犹拳拳，作诚恳解。
针对卞慧的说法，署名为“静渊”的读者认为，卞氏对“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的解释是很牵强的。按虞翻诗有“结君金错刀”，注解“结”一作“赠”。可见“结”和“贻”是一个意思。同时认为“不惜红罗裂”中的“裂”为从机上扯下，说明胡姬的态度由婉转到坚决拒绝。来稿中安九也认为“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这两句的结构是一样的。意思是“以青铜镜贻我，以红罗裾结我”的意思。“结”是“缔结”“结好”，是求婚的意思。他认为卞慧在解释“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时逻辑上不对，是轻重颠倒了。而且认为，红罗是金吾子的，说胡姬不惜红罗裂，更是毫无道理。“如果胡姬不惜红罗裂，那就是胡姬把红罗接受了，还谈生命反抗。我认为这句话是胡姬对金吾子的婉谢。‘惜’是金吾子惜，‘轻贱躯’是平民对豪贵的自谦词。是‘您不惜这些红罗赠给我，我的贱躯还有生命舍不得呢！’这样说才是合理的。”与安九意见相同的还有王邦济、张纵逸、吴姿铨等人。
而以上说法不同，白杰则认为，“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是金吾子赠给胡姬一面青铜的镜子，并把镜子系在胡姬红罗裾的前襟上。和下文的“不惜红罗裂”，表明了胡姬对金吾子的诱惑胁迫，予以坚决的拒绝。从“结我红罗裾”里，丝毫看不出有“结带”的意思。认为卞慧从“结带”“赠裾”这一解释出发，推论胡姬对于豪奴所表示的殷勤可能在被迫下很勉强的忍受着与下文的“不惜红罗裂”的意思不合。认为如此的话，就会使这位“品质高贵”的胡姬不惜一死来抗拒威势的精神未免减色——甚至对于它有些歪曲。李寿松认为“结我红罗裾”紧紧承接前句，意思是送一面镜子，并且强系在胡姬的衣襟上，借此拉拉扯扯，达到调笑的目的。而“不惜红罗裂”是说胡姬不受馈赠，更不许他拉拉扯扯。“何论轻贱躯”中“轻”似应视为动词，“贱躯”是现成的词。“轻”是自爱自重的反面。四句连起来，大意是：“送我一面青铜镜，还强系在我的衣襟上。就是扯破了衣襟我也不能让他这么做，至于说不尊重我的身体，哪能谈得上呢！”周亮孙则认为“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是对胡姬自己说，就是把金吾子赠送的青铜结在红罗裾上；和上面的“就我求清酒”四句用意一样，都是尽量表示顺从金吾子的愿望。接着则是加重说，既然系着这沉重的东西，将罗裾撕裂，在所不惜，为什么不能以轻贱之躯相许呢。以此为下文蓄势。其还以家乡合肥旧式结婚新妇怀中挂着小铜镜为例，认为有历史根源。冯世庚则认为“红罗裾”不会是由豪奴赠送给她的。“如果胡姬穿着豪奴送给她的长裾，就不能见出她的高贵品质来。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注，‘结裾是拉拉扯扯的行动’，拉拉扯扯可能是指解了再结来说的。再从下面‘不惜红罗裂’这句话看起来，胡姬的态度是非常愤激的。假如红罗裾是豪奴送给她的，而她又愿意穿在身上，绝不会说出下面那样愤激的话来。”夏秉宇认为“不应说成‘贻我红罗裾，结我红罗裾’，而应当是指‘拉拉扯扯’的意思，这样才会产生下面的‘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来。‘裂’字应当解为‘裂衣而起’，我同意余冠英先生《乐府诗选》注：‘既不惜绝裾抗拒，如进一步侵犯身体，当然更会自己尊重，还用说嘛。’轻可以当动词解，即我不惜‘撕破’罗裾，如果你进一步‘轻薄’我的身子就更不用说了。”另外，他也不同意俞平伯的“（君）不惜红罗裂，（妾）何论轻贱躯”的说法，认为俞平伯的“过火论”很不妥当。认为辛延年写这篇诗的时候，他对人民是寄予很大的同情，对统治者及其爪牙具有无限的憎恨，即使胡姬没有诗中所写的这种大的反抗性，但作者这样写了，也是为了更突出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突出刻画正面人物胡姬的形象。
俞平伯的《羽林郎》解释
俞平伯对《羽林郎》一诗并不陌生。他曾撰写过一篇《说汉乐府诗〈羽林郎〉》刊登在1951年5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该文中，俞平伯认为《羽林郎》和《陌上桑》的主题十分相像，都写一个女子反抗强暴。两诗所表现的女主角，态度的坚决，措词的温婉而又严正，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只是表现的技巧而已。文章中，俞平伯引用《汉书》中关于霍家、窦家纵容奴仆的记载，认为诗中所写的实在是一个贵戚豪门的恶奴，“所谓‘羽林郎’、‘金吾子’不过说说罢了。因为身份虽不高，势力却很大，至少用来欺负一个年方十五的当垆胡姬，绰绰乎有余。所以这诗的后半，她的态度无论怎样坚决，但措辞却十分委婉，事实也不得不如此说；既不得不如此说，就不得不如此写了。这是必须首先认识清楚，方对下文可以了解。”俞氏认为下文很容易引起误会的特别是：“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他强调“红罗裾”后面不宜用逗号，当用句号。因为骤然把这四句一气读下所得的印象，好像男的在拉扯女的，而女的裂衣而起。在俞氏看来，这种裂衣而起是“冲突得过火了”。他强调“上文表过，她是不敢（或者并非不想）这样得罪‘金吾子’的。这样的印象从诗意看，并不十分正确。”文章中，俞平伯认为，所谓的“结”者，并非拉拉扯扯，只是要讨好那女人。“结”读如“要结”之“结”，“结绸缪”、“结同心”之“结”。“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对文成义已完全了，所以该用句号。从“裂”字看去便可证明男方所给，只是一匹新的红罗。“裂”读如“新裂齐纨素”之“裂”（班婕妤《怨歌行》）。“正缘把这‘裂’字容易看走了，好像女子裂衣而起，殊不知假如这样，便闹得太凶了。古诗所谓‘裂’是从机上扯下一匹来，看杜甫的话非常明白。这个豪华的羽林郎，金吾子要来巴结相好，自然是整匹的红罗，给她几尺几寸短短的一块，岂不寒怆？”俞平伯认为“不惜”两句所以引起误会，不仅关于“裂”字的解释，句法上亦正有问题，因为这儿省略了两个主词，如把他填上，实为“君不惜红罗裂，妾何论轻贱躯”。把红罗抬得这般贵重，把自己身份贬得这样卑微，仿佛要一口答应，这是创作者所谓的欲抑先扬，然后转到下文“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始坚决拒绝，婉而愈厉。文章中，俞平伯认为“贵贱不相逾”写得很妙。“好比说您无论怎样贵重，连所有一匹红罗都了不起；我无论怎样轻贱，连自己的躯壳也是很贱的，奈我偏瞧不起您何。”文中借用左思《咏史》诗中“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正可以借来解释这“不相逾”三字，所以结尾说：“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大有你害单相思不关我事的意思，把上文许多热闹场面说得雪淡冰凉。非常扫兴，痛快之极。在俞平伯看来，古诗中的“温柔敦厚”为教，和“爱憎分明”对立起来是不妥当的，因为温柔敦厚，亦未尝不有爱有恨，而且亦正应该爱憎分明。认为这首诗主题选得好，表现亦很有力。诗人的立场可以说是接近于人民的。而到了1954年，俞平伯基本上坚持了1951年的说法，但亦有所补充。在《再说乐府诗〈羽林郎〉》一文中，认为讨论该诗有两个根本的问题。第一是主题是什么，怎样表现这个主题？认为该文的主题是女子反抗强暴，并无分歧。大家争论的分歧点在于强暴者什么情形，以及胡姬怎样去反抗。“一般读者似乎都愿意叫胡姬反抗得激烈一些，斗争得尖锐一些。我一点也不反对，但诗的本文应该怎样解释，自有它一定的限度，不能随意歪曲。”俞平伯认为，从全诗看，利诱的成分大于威胁，并不曾到拉拉扯扯、一死相拼的地步。认为诗歌中对男子的形状描写得很美丽，并不像戏上的豪强恶霸。而且“子都”本是古美男子之称。“文章中‘男儿爱后妇’至‘私爱徒区区’六句，命意固然坚决，未尝不宛转其词，而真意究竟如何，以承接前文比较而知之。如中段调情而已，则下文便很坚决，如我在那文所说。如男女竟打起架来，女的且要一死相拼，像有些人的看法，无论在训诂上、语法上是否说得通，即使本句勉强可通，下句便说不下去。”
俞平伯还从字句上着手，认为训诂与语法必须结合起来看。关键自在训诂，训诂不明，空谈语法，也得不到什么的。如“不惜红罗裂”两句，他依然坚持旧说：“这儿省略了两个主词，如把他填上，实为‘君不惜红罗裂，妾何论轻贱躯’。表面上看，似乎语法也很奇怪，但若把大义、训诂结合起来看，便之亦只有这一类的解释，而其他解释并不可通。”文章中俞平伯再次强调，认为将“结我红罗裾”释为拉拉扯扯，或者解为把青铜结在红罗裾上，以及替胡姬结红罗裾的带子，都是不妥的，“结”决不能解释为“拉扯”。其次是“裂”的解释，认为裂作“碎破”讲最为普通。不过从各方面合起来看，这个“裂”字便很不易作为碎裂来讲。彼女既宁为玉碎，而下文犹致谢金吾子私爱区区，即不能自圆其说。认为“结”若作“赠送”讲，红罗裾是男方送的，女方拒之不暇，哪里肯穿在身上，那么无论如何拉拉扯扯亦不会祸延红罗。红罗固依然无恙也，又何碎裂之有。况且究竟谁扯碎这红罗呢？若说男子，男子自己新送了红罗，当然不会。若说女子看见红罗，马上拿过去就扯，就拼命，也是毫无道理。俞平伯同意安九关于“如果胡姬惜红罗裂，那就是胡姬把红罗接受了，还谈什么反抗！”文章中，俞平伯还提到对古典文学中词句的解释问题，认为除了虚心学习之外，别无他法。所谓虚心，第一不要有成见，譬如我们都希望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强烈一点，斗争得尖锐一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古典文学的本身便是客观的物证。若有先入之见，便难免歪曲了。一有歪曲，不但违反了历史的观点，而且损害对于文学艺术的忠诚老实的态度。
争论的核心：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人民性”
对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自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强调其平民性受到关注。而审视1954年的汉乐府《羽林郎》之争，背后更深层次的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评价古典文学的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50年代，运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探讨汉乐府的思想性、艺术性，成为当时汉乐府研究的一种范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反映汉代战争、徭役，暴露封建社会矛盾的诗篇成为汉乐府研究的重点。与此同时，在庸俗社会学观念的主导下，立论与驳论都以是否符合“人民性”作为单一的价值标准。正如有论者指出：“本时期学术界的主导倾向就是轻考据、重义理，尤其是给人物划分阶级成分，高扬人民性，批判封建礼教和所谓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典型形象’、‘人民性’、‘被压迫者’、’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的时髦词汇。”
而此一点在其后的批判文章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柳虞慧在《“羽林郎”解释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训诂”》中继续强调一个“裂”字，写出的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人物的冲突发展到顶点：豪奴的拉扯，胡姬的激烈反抗，人民所歌颂的平民女子抗拒豪强的性格在这里也显得最为突出。文章认为歪曲了这四句诗，就不仅是“削弱”这首诗的总的倾向性，而是完全改变了它的精神面貌。柳氏批判俞平伯对豪奴怀着这样一种“美好”的主观感情，来欣赏美男子与美女子一幕“调情而已”的“好戏”，正因为此种阶级立场，导致读诗“自然要觉得这四句诗‘一气读下来所得的印象’如果‘男的在拉扯女的，而女的裂衣而起’，‘果真如此，冲突得太过火了’。如此读诗，自然要训‘结’为‘赠’（何况‘训诂上是有根据’的），训‘裂’为‘从布机上扯下’了。俞先生的根据，其实质原来如此！”任哲维则认为：“俞先生对古典文学的批评标准，不脱封建士大夫以温柔敦厚为诗教的看法，要‘怨而不怒’，否则就是‘过火’。因此，胡姬的反抗也成为‘婉而愈厉’了”。刘祖培则认为俞平伯只喜欢没有阶级观点的“怨而不怒”的文章，批评俞氏把具有强烈反抗性的《羽林郎》说成“怨而不怒”，和他曲解红楼梦的唯心观点是一致的。葛楚英则在《对于“再说乐府诗‘羽林郎’的意见》一文中指出俞平伯认为金吾子是美男子的说法是爱憎不分。认为俞平伯的观点是反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古典文学中存在着强烈的人民性，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东西更不少，而“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和《羽林郎》是其中典型代表。在此基础上，1955年，著有《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萧涤非在《文史哲》上发表了《评俞平伯在汉乐府“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立场》一文，认为俞平伯毫无阶级立场：“俞先生似乎还嫌胡姬不够驯服，于是又凭空给这两句诗加上两个主词， 强迫胡姬向她的敌人称‘君’而自己称起‘妾’来。……一君一妾的这叫得多么亲切啊！ 胡姬对她的爱人也不过是这样吧。我们不能不指出：俞平伯在这里是强奸了胡姬的意志，污蔑了胡姬的人格，完全丧失人民立场，也毫无阶级感情的。”
小 结
纵观《羽林郎》的争论，事实上，俞平伯与其他人一样，对于该诗的胡姬反抗豪奴的主题并无多大的争议。引发争议的问题出在反抗的程度上。而反抗的“婉约”和“激烈”程度关联着具体字词的解释。为了论证胡姬这一平民女子高贵的品格和反抗的彻底性，以及豪强的丑恶嘴脸，所以自然将“结我红罗裾”的“结”解释为拉拉扯扯的调戏，将“不惜红罗裂”的“裂”解释为撕破。而俞平伯则更强调从训诂和艺术表现手法上认为胡姬的反抗是“婉而转厉”。俞平伯先生在《再说乐府诗“羽林郎”》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都希望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强烈一点，斗争得尖锐一点，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古典文学的本身便是客观的物证。若有先入之见，便难免歪曲了。一有歪曲，不但违反了历史的观点，而且损害对于文学艺术的忠诚老实的态度。”回到俞平伯的人生际遇和古典学术研究史中看，可以看到俞平伯“怨而不怒”的“封建士大夫艺术趣味的顽固”。据张均在《胡适门生的1949—1952》中的研究：不太精于世事、政治态度模糊的俞平伯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与新时代“重要人物”茅盾、叶圣陶等人的旧谊以及各类“重要人物”的私人关系而一度受到肯定。但随着胡适在海外屡屡发表反共言论在大陆酿成“清算胡适思想流毒运动”（1951年8月—1952年2月），以及更大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事实已经分化的胡适门生重新回落到同一层面，以‘胡适门生’的共同身份接受批判”，俞平伯首当其冲。但是经历过此番“政治”冲击，俞平伯并没有完成主体的完全“思想改造”和转弯，借用布迪厄的“习性理论”，从中可以一窥俞氏性格和研究方法的“顽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俞平伯一定程度上的更加理性和客观的解读背后，其实同样也是在“胡姬反抗”主题下“戴着镣铐跳舞”。
最后回到此次争论“现场”，俞平伯撰写了《再说乐府诗〈羽林郎〉》之后，1954年《语文学习》期刊编辑部将俞氏一文和对卞氏一文的回应文章一齐给卞慧看。卞慧看了大家的意见后，又写了一篇《关于〈羽林郎〉的解释》进行了总结。在该文中卞慧归纳出了几种不同的解释，然而同样不无遗憾地认为，各种解释中都存在着不能圆满解释的问题。而从卞慧《关于〈羽林郎〉的解释》总结一文中遇到的难题，也可以看到“以论代史”主题先行式的学术研究所面临的困境。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