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在多方面取得的成就客观上决定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认知，并因此得出多个俞平伯。
自1993年9月，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韦柰的《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之后，“俞平伯传”就开始了自己的行旅。据笔者统计，20余年间一共诞生不同种类的“俞平伯传”共计11种（此统计对于再版和重出按照两个版本处理），除以上提到的韦萘的《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之外，成书的“俞平伯传”还包括俞润民、陈煦的《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王湜华的《俞平伯的后半生》（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箫悄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杭州出版社，2005）、王湜华的《红学才子俞平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韦柰的《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李风宇的《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陈武的《俞平伯的诗书人生》（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王湜华的《俞平伯的后半生》（商务印书馆，2016）、韦柰的《布衣本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海天出版社，2017）。这些统计由于对“传记”概念理解的不同，在具体数量上还有出入：如将“传记”作广义理解，那么，孙玉蓉编纂的《俞平伯年谱（1900—199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和由其编辑、前后两次出版的《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之一；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之一）因收录“俞平伯传略”和“俞平伯生平大事记”等文章，也可以视作研究资料类的“俞平伯传”范畴。
“俞平伯传”的现状决定我们在具体介入时同样包括多个角度。如就传记写作类型来看，“俞平伯传”在全部属于“他传”的类型时，又可分为“正传”，如箫悄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王湜华的《红学才子俞平伯》、陈武的《俞平伯的诗书人生》；“阶段性传记”，如王湜华的两版《俞平伯的后半生》和韦柰的两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此两版传记由于从作传者的回忆写起，故列为“阶段性传记”）；“关系式传记”，如俞润民、陈煦的《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韦柰的《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李风宇的《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韦柰的《布衣本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这些传记有的出自于俞平伯后人之手，如韦萘是其外孙、俞润民和陈煦是俞平伯的子、媳；有的是俞平伯交往多年的晚辈小友如王湜华；有的是俞平伯多年的研究者、崇拜者如陈武等，他们不仅掌握大量俞平伯生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而且许多就是其后人、故交，曾与俞平伯多年朝夕相处，对俞平伯十分了解。而其传记自然也就成为研究俞平伯的重要文献，既可以多角度、立体地揭示俞平伯的一生，又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可信度颇高。
阅读“俞平伯传”，可以得到阅读其作品之外的许多东西。首先，在家学渊源上，阅读“俞平伯传”，可知其祖父即是清末著名学者、朴学大师俞樾。其父俞陛云是光绪年间科考殿试第三名探花，后于民国年间修清史。俞氏家族以诗文传家，底蕴深厚，且几代人都非常重视品德，这为俞平伯后来在多方面取得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俞润民、陈煦的《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李风宇的《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分别作为“文化名门世家丛书”和“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出版，则正是在采用新的传记叙述方式的同时突出了这一点。其次，在交友方面，俞平伯有自己独特的文人风骨。俞平伯和胡适关系很好，与周作人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俞平伯和两人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的旨趣，且在很多方面受到两人的影响并因为二人受过很多委屈，但在为人处世上他与胡适有很大不同，在民族大义上更是迥别于周作人。韦萘曾将“他可以一口拒绝做种种顾问，挂各种虚衔；他能把前来采访的记者拒之门外；他会在问及《红楼梦》时闭口不语；他宁可挨整也不给‘四人帮’写‘效忠信’……但就是这么个倔老头儿，把一生的‘情’都注入在他的笔墨之中”。（韦萘：《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自序”，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作为写俞平伯的理由，显然也与此有关。第三，在文学创作方面，俞平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实践者。他不仅较早加入新潮社等社团，从事白话诗和散文创作、探究白话诗理论，而且还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种种迹象表明，俞平伯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是走在前列的，尤其在新诗领域，他是先行者之一。”（箫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在散文方面，俞平伯与朱自清齐名且二人是挚友、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有诸多相似之处。“俞平伯是以新诗而知名于新文化舞台，但他的散文成就，却要大于他的新诗。”（箫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出自于箫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中的这两段话，显然可以深化对俞平伯文学创作的认识。第四，俞平伯是《红楼梦》研究的大家，在《红楼梦》版本校订、艺术评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他能够将对《红楼梦》的独特理解和其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研究与艺术性共存。他将一生的“情”都倾注于让他吃尽苦头的“梦”里，并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合理存疑的学术态度。“《红楼梦》好像断纹琴，却有两种黑漆：一索隐，二考证。自传说是也，我深中其毒，又屡发文章，推波助澜，迷误后人。这是我生平的悲愧之一”；“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罪人”（陈武：《俞平伯的诗书人生》，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页），俞平伯晚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言论辑录正是他深爱“红楼”且光明磊落的写照。除上述几方面之外，俞平伯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成就、在昆曲方面的整理与创作方面所作出的成绩，也可以在多部“俞平伯传”中得到直接的展现。
现当代作家传记研究因其涉足者少，历来存有大量的“空白点”。与此同时，现当代作家传记随着历史的沉积、数量日益增多，又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避开传统的作家作品解读，现当代作家传记由于提供了大量的史实和信息，而对现当代作家的心态史研究，现当代作家乃至现当代文学的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提供新的言说场域，进而与近年来现当代文学领域中的文献研究热和史料研究热相契合。由此看待“俞平伯传”：其数量、类型均已达到一定规模并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俞平伯传”研究既可以丰富俞平伯研究，又为现当代作家传记研究提供了个案和经验，其前景和意义自不待言。当然，理性地看待“俞平伯传”的现状，我们会发现许多传记版本是多年后的重出与再版，其文字重复率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俞平伯传”本身的丰富性，而这一点，则是我们进行“俞平伯传”研究时需要注意的。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