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在多方面取得的成就客观上决定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认知,并因此得出多个俞平伯。
自1993年9月,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韦柰的《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之后,“俞平伯传”就开始了自己的行旅。据笔者统计,20余年间一共诞生不同种类的“俞平伯传”共计11种(此统计对于再版和重出按照两个版本处理),除以上提到的韦萘的《我的外祖父俞平伯》之外,成书的“俞平伯传”还包括俞润民、陈煦的《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王湜华的《俞平伯的后半生》(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箫悄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杭州出版社,2005)、王湜华的《红学才子俞平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韦柰的《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李风宇的《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陈武的《俞平伯的诗书人生》(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王湜华的《俞平伯的后半生》(商务印书馆,2016)、韦柰的《布衣本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海天出版社,2017)。这些统计由于对“传记”概念理解的不同,在具体数量上还有出入:如将“传记”作广义理解,那么,孙玉蓉编纂的《俞平伯年谱(1900—199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和由其编辑、前后两次出版的《俞平伯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之一;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之一)因收录“俞平伯传略”和“俞平伯生平大事记”等文章,也可以视作研究资料类的“俞平伯传”范畴。
“俞平伯传”的现状决定我们在具体介入时同样包括多个角度。如就传记写作类型来看,“俞平伯传”在全部属于“他传”的类型时,又可分为“正传”,如箫悄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王湜华的《红学才子俞平伯》、陈武的《俞平伯的诗书人生》;“阶段性传记”,如王湜华的两版《俞平伯的后半生》和韦柰的两版《我的外祖父俞平伯》(此两版传记由于从作传者的回忆写起,故列为“阶段性传记”);“关系式传记”,如俞润民、陈煦的《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韦柰的《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李风宇的《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韦柰的《布衣本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这些传记有的出自于俞平伯后人之手,如韦萘是其外孙、俞润民和陈煦是俞平伯的子、媳;有的是俞平伯交往多年的晚辈小友如王湜华;有的是俞平伯多年的研究者、崇拜者如陈武等,他们不仅掌握大量俞平伯生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而且许多就是其后人、故交,曾与俞平伯多年朝夕相处,对俞平伯十分了解。而其传记自然也就成为研究俞平伯的重要文献,既可以多角度、立体地揭示俞平伯的一生,又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史料价值、可信度颇高。
阅读“俞平伯传”,可以得到阅读其作品之外的许多东西。首先,在家学渊源上,阅读“俞平伯传”,可知其祖父即是清末著名学者、朴学大师俞樾。其父俞陛云是光绪年间科考殿试第三名探花,后于民国年间修清史。俞氏家族以诗文传家,底蕴深厚,且几代人都非常重视品德,这为俞平伯后来在多方面取得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俞润民、陈煦的《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李风宇的《花落春仍在——德清俞氏家族文化评传》分别作为“文化名门世家丛书”和“中国现代文化世家丛书”出版,则正是在采用新的传记叙述方式的同时突出了这一点。其次,在交友方面,俞平伯有自己独特的文人风骨。俞平伯和胡适关系很好,与周作人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俞平伯和两人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的旨趣,且在很多方面受到两人的影响并因为二人受过很多委屈,但在为人处世上他与胡适有很大不同,在民族大义上更是迥别于周作人。韦萘曾将“他可以一口拒绝做种种顾问,挂各种虚衔;他能把前来采访的记者拒之门外;他会在问及《红楼梦》时闭口不语;他宁可挨整也不给‘四人帮’写‘效忠信’……但就是这么个倔老头儿,把一生的‘情’都注入在他的笔墨之中”。(韦萘:《旧时月色:俞平伯身边的人和事》“自序”,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作为写俞平伯的理由,显然也与此有关。第三,在文学创作方面,俞平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实践者。他不仅较早加入新潮社等社团,从事白话诗和散文创作、探究白话诗理论,而且还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种种迹象表明,俞平伯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是走在前列的,尤其在新诗领域,他是先行者之一。”(箫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在散文方面,俞平伯与朱自清齐名且二人是挚友、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有诸多相似之处。“俞平伯是以新诗而知名于新文化舞台,但他的散文成就,却要大于他的新诗。”(箫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出自于箫悄《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中的这两段话,显然可以深化对俞平伯文学创作的认识。第四,俞平伯是《红楼梦》研究的大家,在《红楼梦》版本校订、艺术评价等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他能够将对《红楼梦》的独特理解和其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研究与艺术性共存。他将一生的“情”都倾注于让他吃尽苦头的“梦”里,并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合理存疑的学术态度。“《红楼梦》好像断纹琴,却有两种黑漆:一索隐,二考证。自传说是也,我深中其毒,又屡发文章,推波助澜,迷误后人。这是我生平的悲愧之一”;“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罪人”(陈武:《俞平伯的诗书人生》,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5页),俞平伯晚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言论辑录正是他深爱“红楼”且光明磊落的写照。除上述几方面之外,俞平伯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成就、在昆曲方面的整理与创作方面所作出的成绩,也可以在多部“俞平伯传”中得到直接的展现。
现当代作家传记研究因其涉足者少,历来存有大量的“空白点”。与此同时,现当代作家传记随着历史的沉积、数量日益增多,又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避开传统的作家作品解读,现当代作家传记由于提供了大量的史实和信息,而对现当代作家的心态史研究,现当代作家乃至现当代文学的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提供新的言说场域,进而与近年来现当代文学领域中的文献研究热和史料研究热相契合。由此看待“俞平伯传”:其数量、类型均已达到一定规模并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俞平伯传”研究既可以丰富俞平伯研究,又为现当代作家传记研究提供了个案和经验,其前景和意义自不待言。当然,理性地看待“俞平伯传”的现状,我们会发现许多传记版本是多年后的重出与再版,其文字重复率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俞平伯传”本身的丰富性,而这一点,则是我们进行“俞平伯传”研究时需要注意的。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