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春，习近平同志在海南岛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没有思想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大突破。”应该说，改革大突破是全方位的，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以审美文化即文艺而论，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就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文艺界有必要回顾40年的改革开放的历程，特别是改革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深入认识“文艺的春天”与思想解放的互动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创作出更多无愧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优秀作品。
思想解放带来了“文艺的春天”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左倾错误的存在，在一段较长时间里特别是“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占据政治正确性的位置，国人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
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7年邓小平历史性地复出，1978年发生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理论上只不过是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而已，却引发了激烈的思想对峙。对当时思想僵化的现象，邓小平两次感叹：“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
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号召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在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更是发出振聋发聩之声：“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在当时的背景下，思想解放的首要之点是什么呢？那就是摆脱一切陈旧教条的桎梏，恢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而不是教条理解。左倾错误之所以称为“左”，乃在于其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而犯的错误。当时存在的所谓“两个凡是”就典型地反映出陈旧教条对人们的思想束缚，阻碍着中国走改革新路。这样，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自我改善的改革面临矛盾关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坚持，否则就不叫社会主义了；但如果固守着一度被错误解读并被教条化的内涵便不可能改革。思想不能获得解放，困境便不难摆脱。
教条主义者不是主张“凡是”吗？邓小平机智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方法论去批评之，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
其实，文艺上也是如此。倘真要搞“凡是”，那就会在逻辑上推倒“凡是”。1975年，晚年的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文革”在文艺领域的破坏性后果，他提出了尖锐批评：“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差不多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其魏晋文化观表达了对文化创新的热切期盼，他指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连苏轼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都得到了发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很有名。玄学的主流是进步的，是魏晋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作家。
顺着这一历史逻辑，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终而给文艺创作打开了闸门，“两个凡是”被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被否定，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空前爆发出来，从1970年代末开始，新人新作犹如井喷，以小说《班主任》《伤痕》《李顺大造屋》《人生》，戏剧《于无声处》，诗歌的“朦胧诗”，1979年首都机场壁画创作，电影《小花》《巴山夜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天云山传奇》等等为代表，百花齐放的春天真正到来。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之真实历史内涵，没有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那就还会停留在毛泽东所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的阶段。
文艺创新亦推进了思想解放的纵深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优秀文艺作品的出现，在一般的意义上当然是满足了人民群众如饥似渴的精神文化需要，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进一步打破思想禁锢，以审美文化创新为中介，形成敢想敢说敢闯的社会氛围，从观念创新发展到实践创新，逐渐接受和习惯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领域的整体改革创新。
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与自我完善，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就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显然，对于刚刚从“文革”动荡中走出的中国人而言，马上就要进行并适应这种大规模的实质性的改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列出了两组“改变”，即“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可以看出，那些应该改变的因素，其内在关系是复杂的，每一因素对社会成员的影响程度和可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排在最后的一个因素“思想方式”，因其具有观念形态性质，从而与文化概念有重合之处，而其在不同社会因素的作用机制中自有其微妙之处。
这种微妙之处是：一方面，文化的改变是一切改变的起始，因为只有思想改变了的人才会去从事其他领域的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在变法自强的道路上，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均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就在于，此时中国人的思想文化观念还普遍停留在专制社会的氛围中——因数千年的压抑而麻木不仁，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试图使中国自强，思想阻力很大。因此，历史给定的逻辑是重新从文化出发，以新文化运动（其中的重要方面是新文学运动）开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文化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广义上，文化包含了人所创造的器物；而在狭义上，文化主要指观念形态，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今天的人们一般都从狭义上使用文化概念。如此，社会的整体性改变或者改革，从文化改变即文化创新入手较为容易，因为表面上只涉及思想理念，触及实质性的利益调整尚有一段距离，可以缓解人际关系的实质性紧张，有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
正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与文艺工作者进行了亲切互动，在谈到红色经典的改编时，他说了一段很有历史内涵的话，“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好的故事，可以演得非常鲜活，也会有票房。像《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等，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是用贴近现实的、更加戏剧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泼一点，都能拍得很精彩。”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并不明了的是，什么是“三突出”的方法？为什么习近平同志不主张用这一方法？所谓“三突出”的方法是“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创作方法概念，其内涵就是把人物形象按照政治规则来表现，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这一方法类似于17世纪欧洲的古典主义规则，其强势存在与思想禁锢有一定联系。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新，随着“三突出”规则终被扬弃，许多过去不可想象的题材、风格、流派均可以尝试探索，除开针对个别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意图明确的作品外，文艺上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艺术批评加以解决，求同存异。
19世纪后期丹麦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过，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不只是“在每个文学部门使风格赋有新的活力”，而且“曾经作为一种滋润万物的力量渗入了历史科学，作为一种鼓舞一切的力量渗入了政治”。这就是指浪漫主义文学并非只是事关文学，而是事关全社会的变革——摆脱中世纪，进入现代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说得好：“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文化史已经证明，哪怕是一些小的创新，也完全可能被整合到社会的行为中，人类社会的进步史首先是文化创新、整合和传播的历史。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当我们品味这段经典论断时，深深感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民“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精神，与文化创新——从哲学命题的创新到审美文化的创新有着内在的联系。恰如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一样，文化上的创新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让人们逐渐适应了社会的变革氛围，终而迎来了政治经济领域的更大变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审美文化创新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战，为整个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开辟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