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艺道寻真——张安治的艺术人生”在中国美术馆举行，139件油画、国画、素描、速写、粉画、水彩、书法作品全方位展示了这位学者型艺术家的创作成就。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历程中，张安治是一位集书画创作、诗词写作与美术史论研究于一身的学者型艺术家。在中西融合与社会变革之中，张安治以文艺之笔实现着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担当。他将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对祖国山河的挚爱，对新时代的激情融入到他的创作之中。在他的身上散发着中国传统文人特有的诗性情怀，他以画表象，以诗寄怀，诗以启画，画以明诗。诗画相承，竭尽意象之美。他在美术史论研究上，站在中西比较的文化立场上，从创作实践的角度出发，对画论、画作及美术现象进行学术梳理、考镜源流，成绩斐然。在旧学与新学之间，他融会贯通，打通东西壁垒，诗画史三位一体，共同成就了他的艺术人生。

张安治的艺术人生可谓20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的映照。中西融合是张安治时代最为显著的文化特征，他的学术历程也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之下与个人心性、现实观照相统一中逐渐展开的。张安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上，得益于少时老辈文人的影响，在南京外祖父家，作为前清秀才的舅父佘恒常与梁公约、凌文渊、李瑞清雅集，他耳濡目染接受了传统文化蒙养，于诗词书画兴趣日浓。从其少年摹习谢公展的花鸟画可见，他对传统花鸟画的技法已得一定基础。后入中央大学学习，选习吕凤子、汪采白的中国画课，于传统水墨画理解与实践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诗词上，他受教于汪东、吴梅。在美学理论上，问学于宗白华，为后来进入中国美术史问题研究奠定了基础。张安治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是从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西画班学习开始的，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刚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徐悲鸿、潘玉良、蔡任达等画家，接受了西画的系统训练，于素描、速写、油画、水彩、粉画诸手法间游刃有余，成为中国早期学院美术教育培养的西画人才。张安治于1946年至1950年赴英国考察、研修与交流，并在伦敦大学科塔艺术研究院研习美术史，开始接触西方美术史研究的方法。欧洲游学经历使张安治对西方文化有了深入了解，并在文化比较中重新审视中国文化民族性特色，进而推动他在艺术创作与史论研究上进行现代性的探索。

张安治所接受的学院教育与中西艺术系统间的游历，使他在技法上走向中西艺术的互融。他在水墨画中承袭徐悲鸿现实主义风格，将西画的写实因素融入中国水墨画的创作之中，在书法用笔的线性之间增加了体积、光影、色彩的表现，拓展了传统水墨的表现力。在他的油画、水彩及粉画创作中，东方意味的审美元素以及写意手法、线造型的穿插，探寻着西画的中国化之路。在绘画的主题上，张安治积极响应徐悲鸿所提出的“画随时代、艺为人生”的艺术主张，他创作的油画《群力》（1936年）、《后羿射日》（1937年）以及巨幅中国画《万众一心》（1942年），表达了在民族危难之时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决心，他以画笔表现救亡图存，以期启蒙大众、激励人心。张安治一生之中辗转各处，都留下了他的写生足迹，或用水彩、或用水墨、或用铅笔，将那鲜活隽永的场景如抒情诗般的记录下来，让观者仿佛能够通过画面穿越时空而身临其境。新中国成立后，张安治积极响应党的文艺创作方针，用画笔表现新时代劳动人民的新气象，表现社会主义的大好河山。晚年时，随着人生阅历的积累、人文修养的厚积，尤其是对中国美术史研究的精深，他对文人画价值有了重新的认识，艺术表达也进入了自由境界。他晚年的水墨画创作笔随意走，直抒胸臆，气象万千，诗书画达到完美融合，了然中西文化、笑谈千古风云的潇洒自信状态尽显笔端。正如他的诗所云：“濡毫振笔歌松海，澄意精思论古今。”

张安治在20世纪西风日盛的文化背景下，一生依然如传统文人一般“常伴诗囊，书画相依”。诗性是他精神世界的基石，也是他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他在艺术实践中以开放的姿态放眼世界，汲他人之所长，在借鉴与融合之中，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并在文化的比较之中，通过艺术的实践与精研，展现出对民族文化的信心与推崇。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在此次展览举办之际，张安治家属将其毕生最具代表性的50件作品捐献给中国美术馆，成为国家艺术宝库的永久收藏，将被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