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被视为“做广告”的猜疑，我在这里真情呼唤：请关注“澳门文学奖”！

两年一度的“澳门文学奖”，自1993年开始至2015年已举办11届，前后历时20多年。现在，第12届正在进行中。尽管时间不算长，规模也不算大，却堪称一桩澳门文化盛事。现在，这一奖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瞩目，其意义和作用正在日益彰显出来。

一是营造了一种高雅的文化氛围。1990年代之初，当“上帝休息”，理性缺席，社会上欲望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商品及其诱发的物质享乐成为消费时代真正主宰的时候，以推动澳门文学创作，树立“澳门文学形象”为宗旨的澳门文学奖满怀信心地“登场”了。它所崇尚的人性关注、理想精神和美学价值，通过文学书写而形成的那种温馨的人文气氛和情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至少是一部分人源自生命内在需要的审美冲动，并让小城原有的绵绵诗意得以更好地延续。自然，最初的影响或许是轻微的，但长远的意义却是显见的。它表明，在这消费时代，拥有纯真善良、眷顾宇宙人生的澳门人，并非如博德里亚所说，只是“盲从和不假思索的参与”，相反，他们心头因热烈的精神追求和诗意渴望而弥满着“批判的内在动力”，这是澳门文化生态的优质元素。

二是推动了澳门文学队伍的建设。作为一个奖项，澳门文学奖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鼓励方式。在这种鼓励下，中老作家百尺竿头，层楼更上；年青新秀孜孜以求，茁壮成长，像郑卓立、李宇樑、廖子馨、邓晓炯、卢杰桦、吕志鹏、郑国伟、黄春年、袁绍珊……这些活跃于澳门文坛的“中坚”人物，或因得奖而闻名，或因失奖而发愤，澳门文学奖成为他们文学生涯的助推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澳门文学奖还激发并强化了更多人的文学信心，从而使澳门文学队伍不断成长和发展。毋庸讳言，整个社会为物质消费所带领的现实，已相当严重地影响到人们对文学事业的信心。而文学信心的缺失，势必导致文学艺术对商业化要求和消费化标准的屈从，让许多作家“变调”、“失语”,甚至黯然“离场”。一些地方出现的“文学死了”、“小说死了”之类的看法，便反映了这种情况。而澳门文学奖以其对文学基本原则和标准的坚持，给了澳门作家一种面对逆境的自信和勇气，成为澳门文学保持自己的思想独立性，不断展示独特而具一定深度的思考的一个动因。

三是加强了文学经验的交流。这种交流，一在参赛者及更多的文学爱好者之间，一在赛事评委之间及参赛者之间。这里着重谈一谈后者。澳门文学奖的评审工作，历来由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学者、作家担任。这样做，不仅可以确保赛事的公平、公正，而且十分有利于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扩大视野，提高水平。内地评委的理论意识，香港评委的主体意识，台湾评委的现代意识，澳门评委的本土意识，在评审的过程相互碰撞、吸收、融合，达成共识，以统一的标准观照所有的参赛作品，大大减少了主观臆断而增强了科学性。如果说，评审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受益者并不限于几位评委，作为对澳门文学发展的一种引领，评审结果给每一位参赛者都带来启示。

四是参与了澳门文学佳作的筛选。澳门文学奖始终坚持寻找和阐释澳门鲜活的文学，从中发掘固有的文学经验和新的文学经验，这是我们对澳门文学的一种态度。文学批评的要务之一即是筛选经典，以为文学史的基础。澳门文学虽然尚未产生经典作品，却也不乏足以让澳门人“敝帚自珍”的佳作。澳门文学奖作为一种批评的存在，其价值和意义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本地佳作的寻求、发现和弘扬，不然批评的力量和进一步的可能性将被弱化乃至消解。澳门文学奖通过批评筛选出一批批为人啧啧称道的优秀作品，建构起佳作系列，维护了文学价值，在现代传媒大发展、大扩张的当下，踏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并为澳门文学史的书写做了一份基础工作，实在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澳门文学奖”的实绩，显示着它走向世界的必然性。从第12届起，奖项特别增设“公开组”，分散文和短篇小说两类，向海外华文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征文。由此，我们心头又升起更加热烈的期待：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澳门文学奖”，而澳门文学也一定会走向越来越广远的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