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首部短片电影《谁是真凶》开始，王景光导演就与电影节结下不解之缘。《谁是真凶》获得第八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大学生原创作品大赛”单元的最佳创意奖。此后，他的第一部长片电影《城市的谎言》获得了首尔电影节入围和展映，其第二部长片《伊犁河》更是入围30余个国际电影节。除了在各大电影节频频斩获大奖以外，他还相继受邀担任俄罗斯、塞浦路斯、希腊国际电影节评委。中国电影，如何让世界看见？让我们来听听王景光导演怎么说。

赵小石：您在各大电影节频频斩获大奖，这些奖项给您带来了什么？

王景光：我记得在北影读书时流行过一句话，叫“拿出来一看就是电影，是FILM而不是MOVIE”。我拍过的电影很幸运，基本都能入围、获奖，有人说这与我从小就能在家看电影有关，因为我家是电影放映系统的。从小对着家中白墙看电影，帮放映员倒片子、玩胶片，经常出入影院放映间，讲起电影故事也是惟妙惟肖。长大后我发表了些许小说，如《大鲤鱼的一天》《和尚墨镜》等。其实那时我的文章就很像电影故事，文中不喜辞藻堆砌，而是专注于情节和人物。更为有趣的是，我所担任的国际电影节评委，皆是因为在上一届我的影片获了奖，下一届就被请为评委了，这应该是我的一个独特收获。担任评委对我来说不仅是荣誉，更重要的是一次对电影创作思维的梳理，因为创作与欣赏是两条轨道，它们如何更合理地接近至关重要。

赵小石：这个过程激发了您怎样的思考？

王景光：我的思考是如何坚守一位电影人的职责。戴锦华曾尖锐批评当下氛围：很多人逢电影必谈市场，可是你别忘了，电影首先是第七大艺术，而不是普通的商品。她说的其实就是如何做好艺术的商品性转化，以及电影的商业表达如何坚守艺术品质，它们之间是不矛盾的。

赵小石：您走过许多地方，回过头来聊一聊您在新疆待的那10年，这段经历和当地的文化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景光：新疆这10年正是我20岁出头到30岁之间，是我青春成长期最重要的10年。它奠定了我观察社会、观察人文、观察自然的基础，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影视创作都得到了历练，尤其在文学写作、视听把握方面，加深了我对历史、人文、民俗、宗教的思考，更广博地吸纳了民族元素。新疆坐拥160万平方公里土地，2000多万人口，历史丰厚，人文色彩浓郁，它的多元文化、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启发我在创作上找到了非常多的切入点和兴趣点，也为后来的《伊犁河》《提前出狱之逆天拯救》《天路迷途》等电影创作做了较好的铺垫。

赵小石：请您以国际电影节评委的角度来谈谈中国电影。

王景光：我先后担任了几个不同电影节的评委，看了一些世界各国参选入围的影片，觉得中国电影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电影的本体叙事不扎实、类型表达不准确、文本故事不精当。这一点我在2015年给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的约稿《中国电影迎来了新元年，但仍须警惕后混乱时代》里做了具体谈及。我认为，中国电影的现状是票房很好、高歌猛进，从票房一年400亿到一年500亿再到2018年头一个季度就达100亿，中国电影确实迎来了新元年之后的盛世，但票房不等同于产业，冷静下来看，有几部电影能代表“中国制造”角逐海外市场呢？国际化视野有限、中国元素含混不清、许多电影停留在模仿和堆砌、不够具有电影本体叙事的质感，一些制作方缺乏电影执业良知，关注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电影以外的东西，卖弄市场技巧、巧借话题热度，以至于概念大于故事，搞怪大于叙事。长此以往，电影怪象显现——票房高的电影有时艺术水准堪忧。

赵小石：有没有突破这种局限的好办法？

王景光：我认为这一话题需要纳入电影产业化、类型化的大前提下才有意义。激活市场是小术，盘活产业才是大计。因此，具有高位整合和顶层设计的积极电影政策的出台至关重要。

赵小石：除了政策层面，您认为对于导演个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王景光：文史哲。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再没有良好的电影知识结构，你是无法创作出好电影的。艺术是靠自觉，不能靠自发。自觉从哪儿来？就从你的专业修养来。专业修养从哪来？就要进行系统的学习和深造。这些年中国电影确实很热，题材也越来越丰富，一些年轻人把微电影、网大作为敲门砖，准入门槛相对较低，很多人错以为这一行容易做。一切行当都存在爱好、擅长和职业这三个层次。职业的做法和只停留在爱好基础上的发烧友是不一样的，很多人还是要先做好系统的理论储备，并经历一线工作的磨练，才能成为一位职业电影人。

赵小石：您下一步有什么规划？

王景光：下一步计划筹备3部影片：《提前出狱之逆天拯救》《沙丘之变》《天路迷途》，其中《提前出狱之逆天拯救》剧本已获三个电影节的奖项肯定，最接近可拍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