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乃俭德，惟怀永图。
——《尚书·太甲上》
一
兴许是因为现代历史学科的崛起，现今人们谈论过去的时代，很容易只保留可信的底线，而把上古无数的人、事删削得只剩下不相联属的片段，以致让过往的一切既不丰富，也难动人。不知道某些古人缜密完整的思索，是否也可以放入独特的可信范围？如果可以，断烂不堪的过往，或许将恢复勃勃生机，起码在某种意义上对人有益？连类而及的问题是，诸多今人谈论的所谓传统，是否本来就是个连续不断的创造过程，而不是停留在时空对岸的凝固形象？就像荷马，古希腊人把他确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却又隐隐约约暗示，这位盲诗人“同时诞生于七个不同城市”。这命名和对命名的解说，属于后人创造性思索之一种：“这意味着希腊人并非不晓得此一基本事实（按即武断地选择一个人，称其为两大史诗的作者），甚至精确性地指出了有整整七个希腊城邦的人共同完成这两部史诗。”
这样的创造有个好处，可以让后来者对某一事物的指称易简，不用在名称之前先累累赘赘地解释一番。比如希罗多德就可以避开烦琐，直接告诉我们：“赫西俄德与荷马……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把诸神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教给所有人，还说出了诸神的外貌。”人们由此知道，古希腊“大人”们的诗，与现今（或隐或现）彰显一己生殖爱欲的诗歌，并非同类。署名赫西俄德和荷马的一系列作品，面向当时希腊的过去、当下和未来，通过摹写诸神的世系和他们的特性，让生活于城邦的希腊人有了效仿对象，从而确立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对诗和诗人无比苛刻的柏拉图，就可以让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把形塑了古希腊样貌的诗人名字归为一个，并无比准确地说出他的作用：“当你遇见赞颂荷马的人，听到他们说荷马是希腊的教育者，在管理人们生活和教育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他，我们应当按照他的教导来安排我们的全部生活，这时，你必须爱护和尊重说这种话的人。”
这一点，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诗经》，几乎走了一条相反的路——收入其中的三百零五首诗，都没有署名不是？当然，古人也自有他们简易的方式，一句“诗三百”或“诗”，就足以称呼整体了没错吧。最为重要的差别是，与希腊诗人创制的复杂神谱相比，《诗经》里几乎没有诸神的名字，更少见诸神的家世。缺少了诸神的家世，一国之人如何自觉地确立其生活方式？《诗纬含神雾》：“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以上四端，是不是可以对应希腊所谓的诸神？而后世毛诗的大序和小序，是不是就用以上的四端来教人确立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
《诗大序》几乎是对此一问题的正面回答：“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就是说，诗三百，连同对我们来说仿佛跟它长在一起的大小序，是用诗作为教化手段，让一群自然聚居的人，成长为一个自觉的文明共同体。如同古希腊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教导下形成了他们独特的nomos（民俗，宗法，法律），在诗教（取其广义，包括一切以某种好为目的的述作）之下，中国也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谣俗”（《史记·货殖列传》）——认真一点，从这谣俗里，大约能看出此一共同体人的性情、生活方式乃至命运的造型。
如果“诗三百”真的经孔子删定后用为教材，那么，在毛诗之前，一定（起码在众弟子口中）流传着孔子对诸多篇章的解说。从《论语》保存的只言片语来看，孔子对《诗》有其独到心得和整体认知，这些解说未能全部记录下来，真让人悔之不及。好在有毛诗，相传出自孔门“文学”科的子夏，那么，毛诗的大小序里，说不定多多少少保留着孔子说诗的意见。这推测或许可以稍稍减少一点我们的遗憾，但从孔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的告诫来看，子夏气度略欠宽宏，其所传之“诗”，究竟多大程度上体味了经权合宜的孔子偏其反而的意图，实在难以妄测。
不过，长于“文学”（古传典籍）的子夏，毕竟经大小毛公的勠力同心，传下一部最早的读诗心得。这心得“因有编诗结构与大、小序之存在，《诗》才成一特殊读法……观小序之设自成体系，诸序纵横交织，‘诗三百’乃构成以周为中心、跨越数百年且显示各种情感关系之网络。此网络庞大复杂且变化多端，《诗》之为‘诗’，魅力即在此”。无可否认的是，有时“序诗者与作诗者之意绝不相蒙。作诗者即一事而行诸歌咏，故意尽于篇中。序诗者合众作而备其推求，故事征于篇外”。
横亘在诗与序之间的矛盾，不妨看成伯纳德特意义上的“未定之二”（indeterminate dyad）——“构成一对组合的事物不是独立的单元”，不能简单地看成二，“它们是整体的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包含对方”。作为一对组合事物的诗与序（甚至包括其后的笺与疏），显然构成了既相反又相成的整体景象，从而诗便不只是停留在个人的饤饾情感上。至于后之读诗者在具体时空中的情势裁断，端赖每个人当下的反身自识。
二
《诗大序》关于“二南”（《周南》《召南》）的说法，很能体现毛诗用以教化的宗旨：“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这也就怪不得孔子如此教导自己的儿子：“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二南”之风，可以用于乡人，用于邦国。不学“二南”，如人向墙而立，一物无所见，一步不可行，或将封闭阻塞，固陋不堪。
王者之风的《周南》十一篇，毛诗的小序，也自有其整体思路。其中前八篇，题旨皆与后妃有关，分别言后妃之德、之本、之志、之化、之美，并后妃之逮下、之所致、之子孙众多。后三篇由内而外，言文王德广所及，道化之行，《关雎》仁德之应，如此，则邦国之德外内如一，温柔敦厚之教可期。当然，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小序看成是解诗者的理想，借此传达自己的诗教之旨，其解背于诗还是更为体贴入微，要回到每首诗的具体。
小序中首次提到俭德，是《周南》（也是整部《诗经》）的第二篇，《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归宁父母。
葛是葛麻，多年生藤本植物。中谷即山谷。覃义蔓延。萋萋、莫莫均为茂盛貌。刈，割取；濩，煮。絺为细葛布，绤是粗葛布。无斁，不厌倦。“言”“薄”都是发语词；“害”是“盍”的借字，义为何。污，揉搓；私，近身衣；澣，用水投一投；衣，身外衣。一章用葛与黄鸟起兴，喻女性形体渐长，容色美盛，如黄鸟之翔而后集，将待时而嫁也。二章言治葛为衣，女工不怠。三章言女告其傅，欲浣洗衣服，问安父母。
老实说，我的确没看出这诗哪句讲到了俭，即使借助《正义》，仍不免有些含糊——“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者，卒章污私澣衣是也。澣濯即是节俭，分为二者，见由躬俭节用，故能服此澣濯之衣也。”把衣服该揉搓洗还是用水稍加洗濯分开，怎么就看出节俭了？难道是出于环保节水？这也就难怪后人会觉得不合情理：“后（妃）即节俭，亦不至归宁尚服澣衣。纵或有之，亦属矫强，非情之正，岂得为一国母仪乎？”
暂且抛开节俭，郑笺中对后两章的解说，可谓独出心裁。第二章，郑玄把“服”的意思，由通常的“穿（衣）”改为“整治”：“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将所适，故习之以絺绤烦辱之事，乃能整治之无厌倦，是其性贞专。”“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对烦辱之事能整治无厌，可见此女性情之坚韧专一，由此其做事之精纯可期。卒章则以“洁清”立意，“我之衣服，今者何所当见澣乎，何所当否乎？言常自洁清，以事君子也”。一身不治，何以为天下之仪则？内而贞专，外则洁清，这自内而外的身心纯粹之象，是不是毛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呢？
小序中所谓的俭德，朱熹在《诗集传》里将其定位在第二章，或许更近情理：“此言盛夏之时，葛既成矣，于是治以为布，而服之无厌。盖亲执其劳，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诚爱之，虽极垢弊而不忍厌弃也。”此解挑明了习烦辱事与其性贞专间的联系，给出了由事而达于心的过程，从而使“无斁”之意落实。只是，朱熹仿佛把第三章的意思提到第二章来讲了，否则，从“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绝看不出衣服之“极垢弊”，只有从第三章的“薄污我私，薄澣我衣”，才可以推论衣服之垢敝。然而，即使从第三章立论，仍然有增字解经的嫌疑，需要洗的衣服，或许有垢，未必敝破吧？只是，如果推翻朱熹的这个解释，小序里的“俭”，不就难以落到实处了吗？小序是不是真的如今人嘲笑的那样“迂腐可哂”？
（摘自《诗经消息》，黄德海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