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的小说《胭脂》选择以抗战前后、“文革”时期和新世纪后这样三个时间段为横切面，在跨越几十年时间，贯穿中国大陆、台湾、巴黎三地的舞台上演绎着祖孙三代女性的故事。战乱频仍，少女胭脂走错病房爱上了贫困潦倒且有家室的画家黄仁宽，非婚生下了女儿小抗，坐船去台湾躲避战乱的画家说好再来接母女二人，可那班船却永远都未曾抵达。小抗继承了母亲对爱的疯狂，同样老套的情节在她身上再次上演，最终以死亡换来了女儿扣扣的诞生。在美术老师家门口，抱着扣扣的胭脂望着灯光下的一家三口意识到，“小抗这样的女子，一定是把大砍刀，能把那个男人的生活砍出一个深渊一样的伤口。可是小抗的刀再狠，也狠不过生活这条河流。”生活还真的是条河流，53岁的扣扣在巴黎遇到了外公留给外婆的惟一念想——一幅高仿的清宫画，好像外婆当年丢在河流上游的物件被孙女在下游的某处捞起，时间之环就此圆满，但其中的每个人几乎都挣扎半生，以命相搏。

像以往自己的许多小说一样，张翎选择了以女性在大时代里的命运搭建小说的主要框架，进而勾勒出与之相关的人物关系和历史图景，只是历史并不是作家所在意的重点，就像张翎曾多次在创作谈里所表达的，在女人的故事里，历史只是时隐时现的背景。历史是陪衬女人的，女人却拒绝陪衬历史。胭脂、小抗、扣扣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她们是无师自通的情种，像飞蛾一般投入爱的火焰，大概惟有这样的自我牺牲才能实现对男性、家族和整个世界的救赎，就像胭脂走进黄仁宽家里的感觉：“每一天我推门看见他，都会发现他的面颊上有了前一天还不曾见过的新肉，眼中生出了昨日还没有的光亮，声音里窜出了陌生的骨头。”然而，这样的救赎显然是自以为是和充满幻想的，女性总是有意无意生存在这样的惯性中，通过对他者和世界的想象来完成对自我的建构。她们活着，却要在他人尤其是男性那里获得自我存在的证据和判断，由此，她们轻盈的身体便能产生足够的能量来承受高出身体负荷千万倍的重量和压力。在战争的生离死别中，在“文革”的非此即彼间，在欲望和真相一门之隔的抉择中，这样的重量有时候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但越是如此也就越具有悲剧的美学意味——将她们置于绝境，她们才有可能在直面“惨淡”中获得新生。

于是我们看到，女性与男性的纠葛一转身就成为了哲学的思辨：生存与死亡，艺术与现实，欲望与理性，偶然与必然……这些颇具分量的词语在小说里被作家以一种极为克制、收敛的方式谈论着，云淡风轻，心平气和，却又拿捏得刚刚好，使故事的张力刚好在那几个点上爆裂开来。对于自己艰难熬过的日子，外婆说辛苦，但“外婆说的辛苦，不是糊火柴盒的那种辛苦，也不是点灯熬油织毛衣的辛苦，而是心里牵挂一个人的辛苦”。张翎的叙述准确到位，尤其对女性心理的揣摩和把握可谓于无声处见有声，这有赖于作家对人性的洞察力和掌控感。至于黄仁宽、美术老师、土豪这些有意无意或背叛或缺位或愚蠢的男性，小说并未进行半点批判，她们以宽恕一切的大爱与仁慈怜悯着他们，我想这种力量可能来源于女性自身，也可能来源于作家所笃信的宗教。小说里，多变的叙述视角再次被应用得炉火纯青，毕竟几乎在张翎的所有作品里，叙述视角都在不停地转换中摇曳生姿，这样的叙述方式让小说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更阔大的时空感。细节也是张翎小说的华彩之一，当小说“重”的帷幕包裹着哲学的光彩缓缓降落时，张翎以节制而轻盈的叙事方式丝丝入扣地行动着，把渺小的个体放置在风云际会的时代中，庖丁解牛一般将这个几代人的悲剧层层分解又融合为一体，溢出小说的边界一直延伸至我们眼前。

张翎深谙各种文学的规则和法条，巧妙地把握了小说轻与重之间的平衡感，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美学风格，这些自然需要作家对人间世事的敏锐洞察和多年专业的修为，因为在任何时候，我们所摆布操练的语言显然不仅止于这些符号本身。人们喜欢说“大巧若拙”，有些时候好的小说在轻盈之中也还是需要一些笨重的，大概惟有如此，它才可能获得那种能够被读者和时空所感受与铭记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