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笔者在参与方铭老师主编的《蒋光慈全集》时发现一批蒋光慈散佚的作品，对于研究蒋光慈的生平和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现择其要者阐释如下。

五四运动中的闯将

1920年4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在《芜湖学生罢课宣言》一文之后，刊录有一篇“代表通告书”，节录如下：

安徽内地各县学生会公鉴：五四运动以来国人所以奔走号呼者为何事，实以外交失败，国势颠危，救国自救，迫不得已耳。……现在京沪各地，已经宣布罢课，芜湖亦已一致进行，毫不观望。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成败存亡，在此一举，不起奋斗，还待何时。望各地已罢课者，急（竭）力与工商接洽，以达最后之目的；未罢课者，即速宣布罢课，不可再行迟缓。各地学生，为保全良心与人格计，宜抱定决志（心），同芜湖一致之进行。时迫势急，不容稍缓。

芜湖学生会赴沪代表李宗邺蒋侠生启

这里的李宗邺和蒋侠生，都是安徽省立芜湖五中的学生。在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他们由于组织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创办报刊，成为芜湖学生界的风云人物。被选为芜湖学生联合会的正副主席。1920年春，蒋光慈专程去上海，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和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的有关活动。据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17日报道：“四月十六日全国各界联合会联席会议。翁吉云主席，张静庐记录。首由主席报告：（一）芜湖各界联合会添派代表蒋侠生为出席本会代表……”同日，上海《申报》也作了同一报道。这里提到的“蒋侠生”即为蒋光慈。

正值全国学潮日益高涨之时，蒋光慈恃芜湖学生运动之勇，出现在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地上海，迈出了他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步。此后，他作为一名战士，更加自觉地献身于他所代表的事业。这份《代表通告书》，是当时年仅19岁的蒋光慈到上海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也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他最早公开发表的文字。

早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

1921年1月，安徽新文化运动干将、《新青年》重要撰稿人高语罕的《白话书信》在上海亚东书局出版。该书出版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前后再版了39次，成为新文化和信仰共产主义者的入门读物。

在《白话书信》中，蒋光慈的《蒋铁（侠）生复诸葛纯夫底信》，收在《论学》部分。这也是迄今为止所能看到的表露蒋光慈思想的最早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年仅19岁的蒋光慈，以足够的勇气，蔑视军阀政府的禁令，从“正人君子”的卫道声中冲杀出来，旗帜鲜明地为自己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进行辩护，始终使自己处在与封建专制制度誓不两立的地位。蒋光慈这封信中的认识和主张，尽管表现了他政治上的幼稚和迷惘，但在当时毕竟有着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一面。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蒋光慈并非一开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五四时期的许多进步青年一样，他在思想上经历了对各种社会新思潮的探索、比较和抉择的过程。准确地说，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的一个时期里，他是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活跃于安徽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前列的。蒋光慈于1917年夏来到芜湖安徽省立第五中学读书，高语罕先生任该校学监和国文教员。高语罕本人在当时就是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正是在高语罕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蒋光慈读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伦鲍特金的《告少年》和波兰作家廖抗夫的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剧本《夜未央》后，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1918年，蒋光慈与李宗邺、胡苏明、钱杏邨（阿英）、李克农等10人在五中成立“安社”，组织编印《自由之花》小报，公演波兰名剧《夜未央》，在芜湖《皖江日报》副刊“皖江新潮”上发表反对军阀、列强、私有制度等方面的激进文章，以此宣传自己的信仰和主张。无政府主义反对强权、反对礼教、反对专制的主张特别吸引觉醒了的中国青年，蒋光慈更是达到如痴如醉的境界。当时无政府主义不仅为五四文学革命做了充分的理论和人才上的准备，在五四文学革命发生以后，无政府主义者们仍然作为“同路人”与五四人物一起进行着开辟前路的工作。蒋光慈早年的这封书信即是在探索和追求的人生道路上留下的一行足迹。

凫进时代的新潮

1921年4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皖人营救合肥校长》电函。兹照录如下：

皖人营救合肥校长

……

又安徽旅沪学生来函云，民国日报转安徽旅外各团体均鉴：顷见报载合肥第二中学校长王蔼如先生，以校内图书馆存有《自由魂》小册一本，被新安武军拿拘入狱。同人等逖听之下，不胜诧异。查王校长在皖办学有年，声誉素著。去年接任二中校务，尤多改革，实吾乡之健拔者也。今新安武军不察所由，竟敢逞其淫威，糊涂从事。试问光天化日之下，人权何存。同人等当此求学时代，无力援助，特此电达，敢请诸同乡父老兄弟同声攻讨，一致力争，以维教育而全人道。幸甚幸甚。临电迫切，无任翅盼之至。安徽旅沪学生韦素园章人功蒋光赤吴葆萼王逸龙同叩。

这里列名“同叩”的蒋光慈等人，都是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安徽籍学生。

1920年春，共产党国际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上海创办外国语学校，为中共培养干部，并于1920年9月28日起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陈独秀还亲自写信给全国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和进步人士，要求他们介绍进步青年前来入学。往返于上海、安庆、芜湖之间的高语罕和刘希平推荐芜湖省立五中学生蒋光慈、吴葆萼、安庆法专学校的韦素园（霍邱叶集人）及在安徽铜陵大通一所小学任教的河南青年曹靖华入学。蒋光慈等安徽学生到的最早，于1920年秋即到上海入学。

1921年4月13日，驻守在安徽合肥的新编安武军第二营营长与合肥县知事合谋，将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设合肥）校长王蔼如逮捕。理由是合肥发现一本名为《自由魂》的禁书。此次王校长被捕，表面上是由所谓《自由魂》一书引起，实际上是军阀当局仇视新思潮、摧残教育的结果。逮捕王校长不过是军阀当局决心镇压学潮的一出开场戏。

事件发生后，立即在安徽省内外引起强烈反响。4月17日，安徽学生联合会总会致电全国学联、全国各界联合会、各报馆、各团体及安徽旅外各同乡会，通告事件经过，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此而不争，则一班武人官僚群起效尤，我全国教育界宁有言论出版自由之一日乎。”4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首次披露“《自由魂》事件”经过。正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蒋光慈和其他几位皖籍学生，得知这个消息，义愤填膺，当即致函《民国日报》，声讨军阀政府暴行，吁请各界竭力营救。在营救王蔼如的斗争中，蒋光慈等人在上海率先发出通电，为广泛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使这场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得以在舆论的压力下取得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次营救合肥二中校长的斗争，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夕。而蒋光慈当时正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国际主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并且已在1920年底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显然，这时由蒋光慈等人在沪上率先发起的这一斗争，具有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如果说，五四运动初期，蒋光慈从事的革命活动还只是自发的，那么，营救合肥二中校长，则是他和他的同学们在经过一段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教育后，所进行的一次自觉的斗争。

传播列宁、斯大林著作的先驱者

列宁、斯大林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列宁、斯大林著作及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从十月革命后开始的。毛泽东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名革命作家蒋光慈就是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早的先驱者之一。

蒋光慈于1921年春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党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三年。在苏联他目睹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风貌，两次见到列宁。有机会阅读大量的马列书籍，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当时蒋光慈除坚持学习、帮助教学翻译、从事革命文学创作之外，即从事列宁、斯大林等革命领袖作品的学习译介工作。

在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并影响很大的《新青年》杂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其机关刊物，1922年底应陈独秀之邀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负责编辑《新青年》，改成季刊。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任主编。瞿秋白与陈独秀商量后，将《新青年》季刊的创刊号编成“共产国际号”，写下《〈新青年〉之新宣言》。1924年12月20日第4期《新青年》出版了“国民革命号”，蒋光慈署名“蒋光赤译”译载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列宁在第二次国际大会之演说》(即《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文献·列宁所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同期又署名“光赤译”，译载了《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即《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从蒋光慈选译的列宁文献中可以看出，其要旨在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及同中国革命有关的章节，并同中国革命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能够帮助中国人解决自身问题的内容。这在当时中国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为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有着极大的帮助。

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指导全世界人民的解放运动，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推进到新的高度。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也奉献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智慧。最早被蒋光慈介绍到中国来的斯大林的著作，便是他影响很大的理论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的一个章节。我们可以在1924年12月20日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看到斯大林作的、“蒋光赤译”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即“论列宁主义基础”第六章“民族问题”）。1926年7月《新青年》不定期季刊第五号，“蒋光赤译”的《苏联政治经济概况——斯大林在第十四次全俄共产党大会（一九二五年末）之报告》，这个报告，全面谈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纲领和建设成就，让中国人民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我们的党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都有不断的一天比一天强固起来。我们所遇着的困难是非常之多的，倘若我们的党不日渐强固，我们能胜建设社会主义的大任么？当然，我们要完成自己的职任，一定要得西方社会革命的帮助。不过绝不能因为现在得不到西方社会革命的帮助，我们就灰起心来：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天天做反工人利益的工作，他们暗示工人没有建设的力量，使工人不自信自己有建设的力量，所以现在我们要在自己的努力中，表示我们的工作给西方劳动阶级看看，证明劳动阶级不但有破坏的力量，而且有建设的力量。近来西欧工人的代表渐渐来察看我们的工作了，渐渐相信自己的力量。有我们作为榜样，我相信西欧的无产阶级一定更要努力实现出自己的目的来！”

蒋光慈这几篇译作，现在已成为中国革命历史文物的一部分和中国人民出版事业的珍贵的纪念品。

围绕《短裤党》的争论

1928年1月12日在上海《 时事新报》第一张第二版上刊登了一则《蒋光赤启事》，启事中说：

鄙人为一流浪文人，淡心政治，对于任何政治团体从未与闻。盖以为文人自有其分内事，不应陷入政治之旋涡也。拙著小说《短裤党》一书，乃完成于北伐军初到上海之时，其所叙述尽为孙传芳统治下之事迹，似不致引人误会。况小说家言半多虚构，乌(恐为“焉”字之误、编者)能认之为真邪？不料阅报竟有人诬鄙人为共党，诬《短裤党》为宣传赤化之书，此诚不知何据而云然，幸原书具在，不难覆按，恐各界不明真相，易滋误会，特此登报正式声明。

蒋光慈的《短裤党》完稿于1927年4月3日，此时，第一次国共合作达到了顶峰，1927年3月27日，中共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占领上海，北伐军也到达上海。瞿秋白参与构思和本书定名。蒋光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写成中篇小说《短裤党》。文学史称之为第一次以文艺形式正面提出了党的领导和武装斗争问题，第一部最早反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文学作品，是中国工人小说史上的丰碑。作者在小说中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其中也有国民党左派）的革命义举，再现了三次起义从失败到最后胜利的全过程。瞿秋白在读了这部小说以后也赞赏道：“暴民专制正是短裤党那篇小说的理想。”该书于1927年11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时，时局已大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上海和武汉都是一片白色恐怖。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短裤党》刚出版便遭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忌恨和敌视。一篇署名“奇工”的文章《短命的〈短裤党〉》云：“听说现在上海特别市党部大大的注意《短裤党 》。”也正是这篇奇文大肆攻击《短裤党》“是赤化的宣传品，是鼓吹暴动的作品……我想他决定就是一个暴徒了，你们想他的名字就奇，什么字不取，偏偏用‘光赤’两字(‘光’者，光棍也，‘赤’者，赤化之暴徒耳）”。出于斗争和捍卫这部作品的需要，蒋光慈“登报正式声明”，佯称自己是“淡心政治”的“流浪文人”，《短裤党 》“半多虚构”，力图不“滋误会”。这本书很快成为上海滩上的畅销书，处于革命低潮的人们从这本书中得到鼓舞。正如当年郁达夫所盛赞的那样：《短裤党》的问世，使“光赤的读者崇拜者，突然增加了起来”。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9年6月29日致函国民政府，声称《短裤党》“内容专以煽动工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组织共产政府为事，显系反动宣传品”，函须“悉数焚毁”。时隔六天，国民党当局发布第64号训 (密)令，声称对包括《短裤党》在内的左翼文学作品“严密查禁，以杜反动而遏萌”云云。《短裤党》遂被禁毁。

革命文学艺术标准与政治功用的倡导者和捍卫者

1928年7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太阳社重要成员钱杏邨（阿英）的第一本叙事长诗《暴风雨的前夜》，太阳社主将，也是钱杏邨的老友，蒋光慈欣然为之作了序文，这是蒋光慈有关新诗的重要文章，也是关于革命文学的一篇重要文章。此文全面地阐述了蒋光慈关于创作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序文首先倡明自己的观点：

在这十年来的新诗坛内，我们只可以寻出趣味的小诗，莫名其妙的哲学诗，好哥哥甜妹妹的肉麻诗——而很少能寻出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呼声，虽然有一二革命诗集的出现，然终不能引起一般读者们的注意。一般的读者为趣味，恋爱所麻醉住了，以为诗只是美的表现，而不应与革命发生什么关系——革命与诗是两不相容的东西。这么一来，就是有很好的、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诗的作品出现，也不能给读者社会以热烈的刺激，结果只是没落不张而已。

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坛在开始转变方向了。因为受了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无怪作者和读者，对于文学的观念都起了大的变动，所谓革命文学，革命诗，文学应当为革命服务……这些都似乎成了时代的重要潮流，没有人敢公然地反对了，就是有人起来反对，那恐怕他所能得到的回答，只是被唾弃和讥笑而已。这是当然的事情，时代是这样地需要着，任你谁个有什么伟大的 力量，也不能将这个潮流堵住啊!我们对此只有欢欣，只有庆祝，只有希望……因为现在是新中国伟大的文学的开始期。

蒋光慈称赞作者这一首长诗，很无疑地是革命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在内容方面不消说是革命浪潮中的产物，完全表现出现代中国革命的情景，它的意义是不会消灭的。就是在形式方面说，虽然不能说有什么伟大的成功，但却不能说不是中国诗坛上稀有的创作。固然，这首诗与布洛克的《十二个》相比，当然相差得很远——《十二个》不但在意义方面是伟大的，就是在技巧方面，它那种音韵的自然与 活跃，也为世界文学的绝唱。中国语的不完全当然很有关系，我们不能够向作者加以苛求，我们只有希望作者顺着这条路儿走去……

《暴风雨的前夜》是钱杏邨出版的第一本诗集。诗人假托一个狱中青年的口气，记“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的所闻。所录取的时代画面，富有强烈的历史感，很能窥探到“四一二”政变以后一部分革命青年的激愤心理。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是一篇记事诗。”“在意义方面，是很重要的一篇史诗，只是技巧不纯熟。”蒋光慈为这首长篇叙事诗原稿“改动了几处”。

蒋光慈在序文中对诗集加以热情肯定，对新文学特别是诗歌进行了回顾与剖析。上述意见中自然不无偏颇之处，如对新诗的成绩肯定不够，但蒋光慈是一位重要的从新诗浪潮中走来的人，他对新诗的这些见解，可谓是一家之言，对于研究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情况，显然有极重要的价值。

“冲出云围还是月”

蒋光慈以写新诗出名，但他同时也擅写格律诗。1924年上半年，在莫斯科的蒋光慈收到李宗邺从国内寄来的照片，照片上题七言诗一首：

清才薄福一身秋，

难叩天阍问自由。

碎了我心沸尽血，

万人如海看尸浮。

当时，军阀连年混战，人民苦不堪言。“二七”大罢工失败，国内政治形势倒退，正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李宗邺，面对令人窒息的黑暗现实，极度悲观失望，再加上热恋中的对象又突然不辞而别，更使他日益陷于难以自拔的苦闷之中，甚至几次萌发自杀的念头。这首诗正是他当时这种消极思想的反映。

蒋光慈读到这首诗后，深为这位曾在“五四”初期风云一时的老同学此刻的悲观情绪担忧，不久，即步李诗原韵作答：

阳春未到必经秋，

天道循环有自由。

冲出云围还是月，

共君携手看沉浮。

诗人殷切地劝告老同学不要悲观失望、自暴自弃，应当从肃杀的秋天里看到明媚的春光，从昏暗的夜空中看到破云而出的明月。暗示黑暗的现实终将沉没，灾难深重的祖国必将走向光明的未来。这首寓意深远的诗，既是对友人的慰勉，又表明了诗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1929年9月10月间，蒋光慈以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者的人生和心路历程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书名即是从上述作者早年题赠友人的诗句中化来。

李宗邺1896年生于安徽省金寨县白塔畈镇船板冲村（时属霍邱）人，谱名恒著，字若梅，出生于贫农家庭，幼读私塾。富有才华，少有文名，和蒋光慈、葛鲁生并称为白塔畈三大才子。1916年入安庆六邑中学，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1917年春他和胡苏明来到省立芜湖第五中学，被刘希平、高语罕收在该校读书。1917年暑假归来，在白塔畈小街看到蒋光慈辍学在家，便介绍他到省立芜湖五中，同在丙班上学。可以说是蒋光慈走出山外的引路人。

1917年秋开学后，李宗邺当选为刚成立的校学生自治会首届主席，带领学生监督厨房，审查、管理学校财务和卫生，评论教师的授课能力。李宗邺酷爱经史，老师刘希平评论他“议论经史、口若悬河”。宣传爱国主义和科学、民主思想，当然更是致力于宣传无政府主义。在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中，李宗邺和蒋光慈当选为芜湖学生会联合会正副主席，他们不仅有同乡之谊，而且在当时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蒋光慈赴苏后，1923年秋李宗邺考入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学习，1925年，李宗邺毕业后，被上海中华法政大学聘为教授。这位引领蒋光慈走向山外的引路人此时倾向爱国，但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理解。1926年夏李宗邺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军政治部任职。后走向了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道路，在蒋介石政权南京中央军校任政治教官。1928年秋曾寄给蒋光慈一张照片和一本自行刊印的诗集《孤鸿吟》。李宗邺着国民党军军官装，肩挎手枪、腰扎皮带，很是年轻威武。蒋光慈接件后掷于地下，写出了七绝四首诗答复他，其中一首是：

秋深接读故人诗，风雨联床忆旧时；

不道当年生死友，而今分道两相驰！

一对同乡、同学、好友，在大时代潮流的激荡下从此分道扬镖了。

1956年李宗邺调至辽宁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著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史料学研究方法》等，为文献学科重要著作，是中国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之一。1991年12月病逝。

（作者单位：安徽六安市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