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至2016间，我连续写了《蛊镇》《悬棺》《傩面》三部小说。三部小说都是以贵州边地民俗民风为题材。这三个作品对我的写作意义重大，它们让我看到了文学更为丰饶和开阔的那一部分，同时也让我找到了汉语叙事的优良传统。我记录这些消逝和即将消逝的风物，不是吟唱挽歌，而是想努力把曾经打动我们的乡村诗意地记录下来，让读者能看到祖先们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拥有的伟大的想象力和诚挚的包容心。

我觉得人类是要一程一程地往前赶的。我们在赶路的时候，会经历很多美好的东西，比如这些传统艺术。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小说呢？我是这样想的，咱们在一程一程地往前赶，就像我们旅游经过一个地方，有非常好的风景，但是你不能永远停下来看这个风景，你还得往前走，你转个弯、翻个山，这风景就不见了，但是咱们可以记在心里，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累了之后，坐下来，想一下，原来我们在旅途里经历过这些美好的东西。

2016年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叫做《傩面》，主要讲述贵州的傩面戏。这部小说光田野调查就做了六七万字，比小说字数还多。特别是小说中涉及的大量傩戏唱词，都是傩面师唱一句我记一句，很多段落还得重新加工和梳理。不过我喜欢这种有难度的写作，它能让我更大限度抵达真实，同时也能让文本获得某种飞升的可能。

我写下诸如《百鸟朝凤》这类小说，不是吟唱挽歌，我只是记录，记录这样一种诗意。人们说民俗代表一种文化，其实这种理解我不赞同，我觉得它代表诗意。唢呐没了，但是唢呐匠精神层面的东西会附着到其他东西身上。旧的艺术形式在不断地淹没于时间轴上，但是新的艺术形式又在不断产生。

比如《百鸟朝凤》里面，唢呐最终是消失了，但它内核仿佛一直都在。我今年年初回到老家，跟一个老唢呐匠聊天，他对这门手艺的消失显得比较无奈，随后他笑着对我说：唢呐可以死掉，但曲子是死不掉的。说完随手摘下一片木叶，送到嘴里，一曲《南山松》依旧高亢嘹亮。

其实所有文学作品所依托的外物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的指向还是人。文学就是写人的困境。在精神上，谁都可能成为弱势，这和你的地位、财富是没有关系的。我理解的文学胸怀，就是作家的笔下不该有假想敌，作家应该写出万物平等，写出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苦痛。

我们现在的写作，对阴暗、丑陋、垮塌的部分特别得心应手，惟独对美好、善良、悲悯、庄严这些文学的基本要义丧失了感知和构建的能力。你写一团漆黑意义在哪里？如果一团漆黑里没有最后划亮的那根火柴，如何让人看到出路。

我们要不断往前走，人类的脚步是停不下来的。停下脚步去盯着那些陈旧的物事，这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的目标在前边。但是在行走的时候，不要忘掉这些曾经带给我们美好的东西，它能让我们怀着诗意的美好去继续往前赶。

我在写《傩面》时，去贵州道真采风，那里有位傩面师，做了很多精美的傩面，却要在临死前，把傩面全部烧掉。我痛心疾首。傩面师却很坦然：“和人一样，这些东西该消失的，一定要消失，我都没有那么大冲击，你为什么要痛心疾首呢？”吃晚饭时，他又对我说：“消亡不可怕，没有尊严的消亡才可怕，放下了，才有尊严。”这事对我的冲击特别大，以前我的写作，都在写对抗：城和乡的对抗、文明和非文明的对抗，写了很多剑拔弩张的对抗。通过这次采风，我特别清晰地认识到，文学最终的指向不是对抗而是和解：人和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人和这个世界的和解。

在《百鸟朝凤》中，笔触都在痛点上，好像苦痛越大，文学的获得感就越多；在《蛊镇》里，现代化成为隐在的批判对象；在《悬棺》里，百年的坚守一夜消逝，仍旧在书写渗入到石头缝里的对抗。不过在《悬棺》这部小说中，我开始发现，故乡的前面还有故乡，人类就是在这样的破立之中一路走来。

那次采风回来，我又花了很长时间，把《史记》重读了一遍，我惊讶地发现，大学期间读《史记》，一直以为人类史是一部对抗史，现在我才发现，它其实是一部和解史。

感谢生我养我的贵州大地，她的多姿和丰饶一直滋养着我的写作。今后，我会继续讲述贵州故事。作为一名青年作家，讲好了贵州故事，就是讲好了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