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需要呼唤真实而强烈的激情，但更应保持该有的理性。作为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如何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是我们必须时刻面对和思考的课题。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一属性也决定了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行走与思辨。这几年，在中国作协和湖南省作协的具体指导下，我一直坚持行走，行走在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改革开放的前沿，抵达生活和历史现场。坚持思辨，以对人民对信仰对真理的爱，去呈现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创作实践让我深深感悟到：惟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青年作家才能健康成长，才能创作出既有时代精神，又有思想深度和生活温度的作品。

报告文学的行走，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价值、艺术、情怀、理想，是责任与担当的选择。既包括脚步的行走，也包括思想的行走；既有现实生活的抵达，也有历史现场的抵达。

近几年来，行走成了我的生活常态，既行走在书本中，更行走在现实生活和历史图景中。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马桑树儿搭灯台》，我在山村吃住两个多月，走遍湘西革命老区；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见证》，我在山东沂蒙革命老区生活了近半年，深深感受到了革命老区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我先是在书本里行走，通读并研究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扶贫理论书籍和扶贫文学作品100多部，接着走入火热的生活现场。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独自行走于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脱贫攻坚主战场，走过湖南、云南、甘肃、宁夏、新疆、贵州、西藏等14个省39个县的202个村庄。今年初以来，为了创作一部反映“一带一路”的长篇报告文学，我重走“长沙窑”出省、出国、进入海外市场的路线，探秘“长沙窑”兴起并打入海外市场的原因，探秘中国制造远销海外的文化和经济因素。我想通过唐代中国的强大海上贸易，既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思考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在辽阔的大地和无边的海域行走，不仅让我吸收了文学的营养，更让我体味到“精神”二字的宽广与无垠。

报告文学是时代最忠实的记录者。记录什么？怎么去记？报告文学作家除了要有独到的发现，不畏艰难困苦的勇气，挖掘出事物本质的决心，更要挖掘鲜为人知的、向上向美向善的独特故事。

要特别注重挖掘具有文学空间的故事，要有典型意义，有戏剧冲突，故事要实要真要细，切记不能记流水账、假大空，否则就会成为读者眼中的“表扬稿”，受到诟病。在创作《见证》时，我和合作者将隐没在乡野的100多位老人令人心颤的记忆，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虽然作品主人公质朴平凡，但他们的革命动机和质朴的信仰却令我们景仰。为了挖掘到鲜活独特的故事，我们给自己定量，在被采访的老党员家至少要待半天，采访的笔记至少要在1.5万字以上。有的老党员瘫痪在床、记忆模糊，甚至不能说话，我们就找他的后代聊，找邻居聊。有时觉得实在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们就到房前屋后转转，看看房子、树木、附近的水塘和桥梁，总能挖到令人惊喜的故事。

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力量，或者说文学的张力来自思辨。思辨就是要有反思，有忧患意识、问题意识，给人启迪，发人深思。只有拥有现实主义精神，才能重建历史真实与强烈的现实观照。

在《乡村国是》的采访过程中，我有无尽的感动与感慨，特别是贫困群众自然流露的感激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贫困山区确实难，但再难，大部分人都挺了过来，贫困已经成为过去时了，或者已经渐渐成为过去时。就包括那些丧失劳动能力、曾经对生活绝望的群众，也因为搭上了精准扶贫这趟列车，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家中生活境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看着浩浩荡荡的脱贫队伍，我看到了喜悦与温暖，更感受到了豪迈与自信。

我该写一个什么样的报告呢？这个报告又该如何着笔呢？思来想去，我决定把这部作品的话语权交给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把尽量多的笔墨留给他们，把他们的心声呈现和传递出来。虽然他们生活在最基层，但他们纯真、朴实，他们有一种摧不垮的高大与伟岸。

除了想尽快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我还急切地想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倾诉给读者，这是我的心愿。然而，面对如此壮阔的场景，如此重大的命题，我矛盾过、纠结过，但最终，我鼓足勇气把这个作品写了下来，紧紧围绕着贫困乡村，围绕着贫困乡村里的人和事，围绕着人心和人性，围绕着精神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