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的叙事，始终氤氲在极具贾樟柯个人化风格的忧伤氛围中。无论主人公身处何种环境，或喧嚣的迪厅、或热烈的酒宴、或杂乱的闾巷、或繁华的长街，更不消说即将没入三峡库区蓄水线以下的城垣集镇、无边暗夜之中北疆小镇孤寂的火车站台，这一切均因为创作主体的情感投射而令人伤怀念远、低回不已。

这种深入骨髓的忧伤，从表面上看来，是对于时间无情流逝的叹惋。例如，在关于《江湖儿女》的创作谈中，贾樟柯说要表现出“时间对我们的塑造”，并且深深感喟“我们都是时间的炮灰”，甚至强调拍摄该片最初的动因，就是有一次回到故乡，看到当年被自己视作偶像的小城江湖“老大”东哥，已经被岁月的风雨消磨成一个发福的、衰老的市井男人，正蹲在墙角专心致志地对付一碗面条。

然而，透过这普泛的、作为文学艺术永恒主题的流年之叹、时光之叹，影片的忧伤还有着更深刻、更具体的内涵，即当代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导致的文化失范，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主体的创伤体验。

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市场化进程中，个体基于市场原则获取利益行为的正当性获得了历史性的承认。这一方面激发了“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奔流”，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利益最大化日渐成为社会生活强势逻辑，并深刻地改写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相互关系。在此过程中，最令人唏嘘之处，莫过于传统伦理价值逐渐失去了规范人心的作用，《江湖儿女》文化上最深刻的冲击力，就来自于对上述过程的沉痛言说。

影片开端之处，小城“江湖老大”斌哥的手下老贾借了兄弟的钱理直气壮地不愿归还，因为借钱时，对方出于对老贾的信任而没有要求他写下借据。老贾的行径毫无疑问是由于利益的驱使而背叛了传统社会重然诺、重信誉的人际伦理。于是，斌哥“请”出了关羽关二爷的塑像，以其所代表的“义”的价值，激发了老贾内心尚未被利益完全蒙蔽的良知，使他最终承认了借钱的事实并且答应还钱。影片格外强调故事开端于2001年，实际上包含了这一暗示：尽管市场化进程已然推进了很多年，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已然大行其道，但是在最底层、最偏远的江湖的角落，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在岌岌可危之中看管着人性，使之不至于在利益的拨弄下完全迷失于异化的深渊。

但是，当更为嚣张的利益浪潮以无可阻挡的姿势席卷而来之际，斌哥基于传统伦理建构的江湖世界最终崩塌，斌哥及其兄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接受了利益的收编，所谓“都企业化”了。因而，他坐视情人巧巧为其承担罪责而服刑，却从来未曾探视，甚至决绝地弃她而去。因为巧巧恪守的江湖道义，此时已是斌哥要竭力躲避的东西。斌哥进入昔日小弟在千里之外经营的公司以谋取一份薪水，他之所以能够安心接受这一“大哥”与“小弟”关系的重构，正是因为对利益原则的认同。多年后，当刑满释放的巧巧千里迢迢找到他时，他伤感却不失坚定地拒绝了巧巧的深情，并明确地说：“我已经不是江湖中人”，与其说他拒绝了巧巧，不如说他拒绝了过去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价值规范。斌哥的人生于是具备了符号性的意义，象征了传统伦理溃败于伴随着市场经济呼啸而来的利益。

在影片最后的情节段落中，巧巧回到故乡，继续经营麻将馆，并且依然以大姐的口吻言说着“王哥”“李哥”“看好场子”之类的江湖切口。但是，今日的麻将馆早已不是斌哥当年以虎踞龙蟠之势坐镇其中、并以道义价值为民间社会提供秩序的江湖。此时此地，满座的客人都是耄耋老者，他们已经退出人生的竞争，在油漆脱落、陈旧不堪的麻将桌上消磨生命的黄昏。影片终结于视频监控器中巧巧靠在麻将馆门前孑孓独立、模糊黯淡的身影，隐喻着这是行将被覆盖、被遗忘的旧时代的残迹。

贾樟柯说：“我就是一个片面的人”。他专注于时代变迁过程中令人沉痛的侧面，叙述话语始终包含着淡淡的、难以排遣的忧伤，自有一番动人心旌之处，《任逍遥》《站台》《世界》《三峡好人》《山河故人》《二十四城记》等，莫不如此。当然，历史的横断面丰姿繁盛，值得从各个方面书写，不过，有这样一位叙述者，以“片面的深刻”探析民族心灵秘史之中一道奇特的痕迹，让我们得以借此凝视、感悟、追怀、铭记自己灵魂中潜藏的丰富，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