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作为一个比较完备的声腔剧种，据可靠史料记载，于明末清初在陕西形成。关中物产丰饶，人文荟萃，古称“秦”，秦腔就在这片沃土上发育成熟。因此，秦腔具有浓郁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色。早在清乾隆年间，江南文士严长明就撰写了《秦云撷英小谱》，该书详细地记载了无数秦腔艺人的事迹，秦腔艺人魏长生（魏三）进京演出秦腔，他率领的班社阵容整齐、行当齐全，尤其是他的旦角表演，体态灵活，动作清新，善于传情，开辟了旦行表演艺术的新境界，致使北京的“六大京班”竟“无人过问”，“观者如堵”，一时“以不识魏三者，无人为人”的人文盛况。秦腔的家底非常丰厚，现存有2000多个抄本，尤其是浩瀚的传统戏，在全国地方戏中尤属翘楚。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秦腔仍很繁盛，在多元文化的斗艳中仍占有一席“责任田”，产生了“四大名旦”、“四小名旦”等众多观众喜爱的艺术家，是继京剧之后全国仅有的旦角名家的雅集。仅陕西戏曲研究院一家就有13朵梅花，李梅是“二度梅”演员，她是秦腔表演艺术的领军人物，陕西戏曲研究院是秦腔的“艺术重镇”，是秦腔“西部战区”的主力部队。近10年来，创作了很有影响的现代戏《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和《西京故事》。

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80年前。1938年延安演出传统戏《升官图》（满口廉洁，实为贪腐，靠贿赂升官）、《二进宫》（反篡位保江山）和《五典坟》（王宝钏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毛泽东主席来观看，他对工会负责人毛齐华说：“你看老百姓来的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象，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陕甘宁边区组建民众剧团即陕西戏曲研究院的前身，是党领导的全国最早成立的戏剧团，诗人柯仲平担任第一任团长，以唱秦腔为主，兼演眉户。剧团的工作重点抓现代戏创作，剧作家马健翎（后为第二任团长）创作了秦腔《一条路》（走抗日的光明之路）、《好男儿》（有志青年上前线打鬼子）、《查路条》（盘查捉拿汉奸）、《中国魂》（根据话剧改编，知识分子打入日寇内部进行斗争）和眉户戏《二十把镰刀》（铁匠夫妻连夜为部队打制十二把镰刀搞大生产，其中唱道“一更二更月呀月东升，夫妻两个人，手把火升”，又唱道从一把打到十二把，饶有兴趣）。马健翎还创作了秦腔重头戏《血泪仇》，描写了王仁厚一家由河南逃荒到陕西，途中儿子王东才被国民党抓壮丁带走，儿媳被国民党奸污自尽，老伴儿悲愤撞死，表现了王仁厚家破人亡的凄惨遭遇和血海深仇。王仁厚投奔解放区，王东才逃离国民党参加八路军。此戏当时轰动了整个边区。解放后剧作家黄俊耀（后为第三任团长）创作了眉户戏《梁秋燕》，描写男女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包办的故事，有力地宣传了《婚姻法》，当时有“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不看梁秋燕，枉在世上转”的民谚。

民众剧团不仅创作现代戏，还创作了一批历史剧，例如《史可法》《梅花岭》《潞安州》《石达开》等。《史可法》和《梅花岭》描写抗清民族英雄史可法坚守扬州拒不投降，《潞安州》描写抗金名将陆登坚守潞安州誓死不降。这三出新编历史剧歌颂了史可法和陆登的高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是抗战形势的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石达开》描写翼王石达开为太平天国立下了丰功伟业，但后期因上层内讧，石达开率十余万太平军出走，天王洪秀全屡召不回，部将劝勉回京，石达开不听，最后兵败大渡河，成为分裂势力的代表。此戏有警世作用，强调领导层团结的重要意义。新时期以来，陕西戏曲研究院创作了《千古一帝》《杜甫》《雀台歌女》《大唐玄奘》等一批优秀的历史剧。此外，民众剧团及后来的西北戏曲研究院、陕西戏曲研究院整理改编了一大批传统戏，例如《四进士》《太平庄》《游龟山》《游西湖》《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其中《游西湖》根据秦腔和京剧的《红梅记》改编，当李慧娘鬼魂掩护裴生逃走与奸相贾似道派来追赶裴生的家丁格斗时，李慧娘的“喷刀吐火”是秦腔一绝，深受观众喜爱，《游西湖》成为秦腔的拿手好戏，很多剧种的演员向秦腔学习“喷刀吐火”，一时间形成不演“吐火”则不是“西湖”的局面。

延安民众剧团成立之后，当时以创作现代戏为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观众审美的需求，剧团则以现代戏、新编戏和整理改编传统戏的“三并举”齐头并进。当年的《一条路》《好男儿》《查路条》犹如京剧的《小放牛》《小上坛》需要不断地更新创作的现代戏以适应观众的需要，而《游西湖》一经改编后，已相对稳定了几十年，并且久演不衰，可见现代戏和传统戏各有优势。

陕西戏曲研究院80年代的创作经验，就是坚持“三并举”取得的艺术成就的经验。戏曲“三并举”方针是1958年中央提出来的发展戏曲事业的方针，距今60年，这个方针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正确方针，我们应该毫不动摇的贯彻执行，以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蓬勃向上，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