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年仅18岁的史铁生到陕西延川县一个叫关家庄的小村子插队，到1971年因腰痛回北京治病，在陕北一待就是三年。在史铁生的写作中，这段知青生涯也成为了作家重要的书写资源。《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黄土地情歌》《相逢何必曾相识》《几回回梦里回延安》等作品，都体现出作家在面对这一特殊时期的个体历史记忆。

史铁生有关知青生活的作品，和此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不同，并没有沉浸在对于苦难的控诉中。面对这段宏大历史下的集体记忆，作家采取了“拒绝苦难”的方式，在他的写作中，我们读不到鲜血淋淋的伤痕和愤懑，相反，在回忆这段时光时，作家的笔触反而带着一丝温情脉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里对“我”百般照顾，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半夜起来帮“我”喂牛、在“我”生病后还托人将省吃俭用的粮票带到北京的破老汉；《插队的故事》里农民随随与碧莲冲破阻碍的自由恋爱故事；《黄土地情歌》里“我”走在山路上大声唱国外爱情歌曲，不小心被一同插队的女生撞见时的羞怯；《相逢何必曾相识》里写到陕北生活艰辛，乡亲们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地里刨食，但民歌里却全部都是“人的不屈不息的渴盼，苦难中的别离、煎熬着的深情、大胆到无法无天的爱恋”“所有的希冀都借助自古情歌的旋律自由流淌，在黄褐色的高原上顺天游荡”，充满了蓬勃的激情与活力……

事实上，这一场持续数十年之久，涉及近2000万人的上山下乡运动，给当时的青年一代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不仅是物质环境的恶劣，精神上的匮乏与孤独更是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对于史铁生自己来说，如果不是陕北窑洞潮湿阴冷的恶劣环境与医疗水平低下，如果留在北京或者选择一个相对较好的插队地点，也许史铁生的腰不会出问题，也许就没有之后的高位截瘫。但作家在面对三年知青生活时，不但没有怨恨，反而在书里反复提到回忆、怀念与温情。为何在经历了苦痛年代之后，作家却选择了在文字中反复书写描摹清平湾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沟壑与田塬？我想，这首先是因为那段时间是关乎青春的。

一个人的青春时代总是难以忘怀的，正因为如此，插队的生活像是一场关于初恋的梦，酸涩、痛苦，多年之后回忆，却又多了一份回甘。张承志在短篇小说《绿叶》里，也曾表达过青春的认同：“……我们唱着，传递着会心的眼神和微笑，心里盈满着泪珠、醇酒和露水。后来，人走了。但那声音、那灼烤、那旋律、那心境却和迁徙后的营盘痕迹一起，在此长留。它就是你，青春”。张承志对内蒙古的插队生涯久久难以忘怀，也是因为那是作家纯粹的青春，所以我们才会在《北方的河》《黑骏马》《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金牧场》等作品中，看到张承志对青春不厌其烦的书写。

和张承志狂热的理想主义情结相比，史铁生是清醒而冷静的，他并没有像一些返乡知青们一样在文字中盲目地大呼“青春无悔”。像史铁生这样在一生的写作中都努力探求生命意义的哲学家，自然是明白那段知青岁月的荒诞与可笑的。又有如巴金、萧乾这样的老作家，在文字中时时反思和忏悔“文革”，试图找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史铁生并不愿意这样，他也许是存着一份不忍与善念，才会在回忆中自觉过滤了那些愚昧与无知、残忍与荒诞。

在作家一生卷轶浩繁的写作中，有关知青岁月回忆的书写确实不是史铁生的主要创作题材。只需简单梳理作家的写作历程便可发现，在史铁生的写作中，叩问生命与存在的意义、探寻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使得作家的写作带着浓厚而沉重的思辨色彩。惟有提及知青生活，史铁生的写作才会出现一抹明亮的暖色，这时候的作家，不再是那个双腿残废仍然执著追问人生的哲人，而是回到了那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做着青涩的梦。

对于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老三届”和“新三届”一代人来说，知青生活是他们共同拥有的集体记忆。同为拥有插队经历的作家王安忆，也写过很多有关知青记忆的小说。《本次列车终点》写的是知识青年陈信返城的场景，当陈信返回上海，却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他不禁陷入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中。王安忆关注的是大时代中焦虑的个体，她试图通过个体经验来勾勒出复杂的时代一角。王安忆说：“在个人历史里面，无论是迁徙的状态、受教育的状态、写作的状态，都和共和国的历史有关系”，这种共和国历史代言人的写作观念，使王安忆的知青题材创作，都有一种浓厚的时代感。在之后的《69届初中生》《流水十三章》《启蒙时代》等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王安忆对于书写大时代中小人物的热情。作家的个人经历，构成宏大历史的一部分。

然而在史铁生的知青记忆书写中，宏大历史背景并不是作家最关心的，甚至如果将故事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背景下抽离出来，仍然不影响阅读的流畅。史铁生的写作，很少将个人的命运与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大背景结合起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追忆的是陕北农村的生活，政治运动对贫瘠的黄土地上生活的老百姓来说，并没有带来什么巨大的冲击。传达上级指示的文件时，全村人坐在窑洞昏黄的灯光里打瞌睡，“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个一下！’”城市里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远离政治斗争中心的乡村，也只是在窑洞里做一做样子。《命若琴弦》里，讲述了陕北地区拉三弦琴的一老一少两个瞎子的故事，大时代更是留在了寥寥数语的背景之中。史铁生关注的是变化的历史中的“不变”，在巨变的年代，民间的坚韧、善良等美好的品质，支撑起了日常生活的恒定性，史铁生用诗意化解了苦难。作家说：“苦难归苦难，深情既在，人类就有力量在这个星球上耕耘。所以，我在写‘清平湾’的时候，耳边总是飘着那些质朴深情的陕北民歌”。从最早回忆知青生涯的写作开始，作家就开始书写信仰的力量。在史铁生这里，他并不是用一种启蒙者的眼光去审视乡土，以城市文明人自居，而是站在民间立场上，书写那些拥有坚韧信念的生命。

因此，史铁生的知青记忆书写，从更深层来说，不只是对青春的回忆和怀旧，更是一次精神的返乡之旅。

在作家的写作生涯里，承受着来自身体的巨大病痛，也因这病痛，史铁生的写作总是在寻找存在的意义。“昼信基督夜信佛”的信仰行为，并没有解决他全部的生命困惑。在史铁生看来，身体健康、四肢健全的插队生涯，似乎也是一种象征。当作家把回忆拉回到自己的青年时代，充满诗意的乡土提供了一种精神的补偿。

知青一代的教育背景与生活经历，注定了他们是失落的一代。当理想主义被击碎，一切崇高的东西都消失的时候，他们难免会遇到信仰的危机。因此，在这一代作家的写作中，精神的突围和自我的拯救便成为了书写的主题。有的作家如王安忆，就一直试图建立起一座精神高塔，将“文革”中失落的信仰重新建立起来；有的如张承志，继续挥舞着理想主义的大旗；有的如梁晓声，一直在书写历史的不可抗拒，以及个人面对历史的无奈；更有的如阿城，写出了《棋王》，在文化的肌理上找寻生命本体的意义；或者极端如王小波，用魔幻和寓言来解构那个荒诞时代。而对于史铁生来说，“清平湾”是他的精神寄托，“清平湾”的“遥远”，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正因为“遥远”，才能产生一种距离，才能使作家在写作中进行审美加工，寄托作家的情怀。可以说，“清平湾”是史铁生精神上的“远方”。之所以要在“遥远”的过去寻找到一些“骄傲感”，完全是精神寄托的需要。作家在回忆中发掘那些温暖的、永恒的生活片段，对过去进行某种仪式化的追忆，并进行自我的价值确认。必须承认的是，这些青春成长记忆在日后的写作中给作家带来了心理的补偿。

同时，作家有关知青的书写，并不执著于探寻在那个年代理想和精神失落的缘由，而着力进行一种诗意的审美的描写。说到底，史铁生关注的是更恒久的历史时期，是漫长的人类历程之下的坚韧。

应该注意的是，史铁生笔下的知青岁月的“清平湾”，虽然承担了作家的精神寄托，但与那种“道德乌托邦”有着本质的不同。比如作家张炜，力求在写作中建立起一个完美的道德的乌托邦，十卷本《你在高原》里孜孜不倦追求的“高原”，就是作家心目中理想的圣地。而史铁生的遥远的黄土地，不过是一种精神的慰藉。

张炜出生于山东乡村，长于乡村，他写作的主要精神资源来自于几千年流传下的乡土社会的传统伦理。而史铁生作为从北京到陕北的插队青年，在审视乡土时，必然带有了一种“他者”的眼光。这种参照的眼光，体现在史铁生的写作中，就是作家一以贯之的冷静和清醒，是那种对苦难和贫瘠背后闪闪发光的人性的发现。史铁生《插队的故事》中，以“我”离开清平湾十年之后再次返回当年插队的地方的经历写起，不仅回忆了知青生活的种种细节，也对乡土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

那种对乡土不加拒绝的美化，把城市文明放到乡村的对立面的行为，当然不是史铁生的风格。作家清楚地知道不可能重返过去，他对知青生涯的回忆，也并不仅仅是对现实的不满意和不安分。这种带有审视目光的书写，是作家写作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撑。换句话说，知青生涯的恬静与舒适，至多为作家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居所，大梦醒来之后，仍然要面对“残疾、自卑和宿命”，面对生死存在这些沉重的话题。

史铁生的写作，一直处在一个形而上的角度。也只有面对知青记忆时，作家的笔触才会落到饱满充实的实处。作家一生都在寻求拯救，那片饱含深情的黄土地，和作家笔下的“地坛”一样，虽然未能拯救他，却给了他片刻的精神安宁。借由回忆和书写知青生活，作家从现实中超脱出去，一遍又一遍地审视自我。我相信，在史铁生写作之初，只是想要表达一个知青的怀念，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家开始建立起一个带有个体独特体验的精神乌托邦，并且通过书写，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还乡之旅。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