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强烈的现代性与“面向世界”的诉求，人们热衷于翻译、引进各类西方著作，这有其历史必然性，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自身文化的外传，由此造成了“内传”与“外传”之间的严重失衡，也可以说是文化上的“逆差”。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强盛，经济领域开始大步走向海外，而文化的对外传播则长期踟蹰不前。当然这种情况也在改变之中，尤其是前些年对“软实力”、“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自觉”等的讨论，以及后来的“一带一路”宏大理念的提出，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文化界的文化外传意识。大约自2012年始，这一步伐开始急速加大，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

我以为，在其中出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从被动输出到主动传送。从总体上看，过去的中国文化、文学等的外译基本上有赖于少数熟悉汉语的国外专家的个人选择，国内在这方面的作为则很少，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中国各界从政府到企业、民间的主动性均大大加强，介入的群体越来越多，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外推效应。二是模式上的创新。这是指打破了过去那种单边运行的简陋模式，而出现了中外积极合作的多样化的运行模式。这首先是指中外合作翻译与出版渠道的共建，譬如许多国内的出版社都与国外的相关机构联手成立了中国主题图书编辑室、期刊编辑部，甚至通过收购的方式，将国外的出版社纳入囊中，以便直接将外译的出版物推送到海外市场，各种不同形式的“中国书屋”、“中国书架”也纷纷在海外顺利落地；再就是采取“请进来”的方式，如每年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等重大活动期间组织翻译与出版、影视合作等方面的研修班，将世界各地的相关专家邀请到中国来，了解中国文化出版与影视等的情况，拓宽合作的机遇，收到了许多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为进一步的则有“外国人写中国”计划等，这项计划的开展，主要还是考虑到由各国的人士自己撰写的对中国的认知与体验，其传播的效应常常会比翻译书籍更佳，目前这一工作既有国家新闻出版署委托中国文化译研网的项目，也有“驻地写作”等模式。三是翻译与出版的语种上有了极大的扩展，不再像以前那样多囿于少数几个大的语种，而是扩大到了世界上的大部分语种，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翻译在今年有了急剧的增加，例如在西文与葡文翻译与出版中，过去我们接触很少的拉美地区也开始将视线移向中国作品。四是中译外的品种或类型也在大幅度扩展，而不是限于过去着眼比较多的哲学、文学等领域，当前的外译也覆盖到了当代政治、经济、农业、科技、社会科学、儿童读物、汉语教材等。这是因为国外的精英很希望了解中国这些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原因在哪里，中国在未来究竟能在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等等。有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译者则对农业种植、灌溉等书籍很感兴趣，这与他们的实际需求是密切相关的。第五，通俗读物的外译相比过去所占的比重大大提高，网络翻译也相当活跃，这在一定程度与“大众阅读”时代的到来是有密切关系的。

尽管各界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倒灌“式的局面，但根据一些国外对出版物的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文化、文学的外译与出版在国际上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小。原因有很多，无法一言而尽。就我自己的观察，所存在的问题，一是对国外出版情况以及传播流程等还不是很熟，譬如哪些出版机构是有真正传播实力的，哪些译者是更为专业的、投放与宣传的着力点应当在哪里等，目前我们只是了解很小一个部分，这也造成外译或合作时的误差。二是对国外不同国家与民族的接受需求不太熟悉，毕竟“海外”只是一个十分笼统的概念，不同国家、区域的阅读趣味还是有区别的。三是优秀翻译人才的匮乏，近来我们的出版与翻译界尽管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要让所在国的译者来承担中文外译的主要任务，但国外出版机制造成了许多谙悉汉语与中国文化的专家不太愿意从事翻译工作，有些年轻汉学家尽管热情比较高，但要真正成熟起来还有待时日。四是在宣传口径上也存在一些问题，诸如“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口号，在对外使用时则容易引起误解，会凭空增添一些阻力，许多外国人对一些带有中国主体性措辞比较敏感，所以我们在对外宣传时务必要有所斟酌，要传达出他们更易接受的信息，要告诉他们，我们所从事的不是单纯的“文化输出”，而是多元文化的互享与互鉴，以及维持全球在文化生态上的平衡等等。

进一步加强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大致而言，就是将粗放式的外推转变为更为精准的外传；进一步摸清国外的传播流程与受众心理，从信息上的“隔”走向“不隔”；不仅是自己来做，更要积极调动海外人士的积极性，让他们更为主动地参与进来。

毕竟，我们的对外翻译与出版工作，还只是刚刚起步不久，真正的尝试算起来还只有几年的时间，迈出的步伐已经算是相当之大了，因此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调整策略，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战略的持续性、节奏性。长期努力下去，就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