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内有国家政策调整变动，外有西方文化影响渗透，前有传统道德绵延不绝，后有新兴观念蓬勃发展，这一阶段的家庭叙事相比五四之前的传统中国文学有着本质的不同，而相对于稍早些的20世纪中后期家庭文学来说又在复杂性和多变性上更胜一筹。从新世纪的作家结构来看，老、中、青三代作家同台争艳，观念的碰撞，形式的多元，又为这个题目增加了不少难度。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大课题，青年批评家汪雨萌无意面面俱到、巨细靡遗地讲述新世纪家庭叙事在文本层面上的每一种特点，而是选择从“家事”这个小窗口出发，通过特定时代的家庭现象去挖掘其背后更宏大、更深层的社会精神，这无疑使《追寻与发现：新世纪家庭叙事研究》一书具有了更丰厚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诚然，选择“家庭叙事”这一题目，本身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跨越文学的范畴而同时进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学者汪雨萌熟练地掌握并大量地运用了社会学的相关文献，如李泽厚的《伦理学纲要》、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加里·斯坦利·贝克尔的《家庭论》等等，兼顾古今中外社会学理论。与此同时，身为女儿、妻子和母亲，她又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细腻敏感的女性视角，善于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解析文本，这一点，从她引用的众多女性主义经典著作中就可以看出，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阿兰·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梁巧娜的《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将理论作为论证的目的，无论是讨论爱情、婚姻母题，还是代际叙事，或是国族母题叙事，她始终将落脚点放在文学文本之上，并且运用了大量在权威出版社、文学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作为佐证，尽管卷帙浩繁，难以将新世纪的家庭文学尽收囊中，作者还是尽可能地兼顾了成名作家与青年作家，长篇小说、散文与短篇小说，选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使论证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在拥有了理论储备和文本积累之后，要处理好“新世纪家庭叙事”这个边界略微模糊同时范围又在不断随时间扩大的题目也绝非易事。这一方面需要学者在千头万绪的原始文本中一针见血地找到打开文本的最佳切入点，另一方面则需要对形形色色的作品进行细致的甄别与准确的归纳，剔除冗余的部分而抓住关键的内核。在这一点的处理上，《追寻与发现：新世纪家庭叙事研究》一书虽不能说是新见频出，但做到了纲举目张，枝干清晰，张弛有度。

作者认为，在新世纪的家庭文学中，宗族正一步步地衰败，从“分家”这一行为开始，大家族就不可避免地逐渐分崩离析，传统的伦理道德被不平衡的贫富差距打破，是金钱和社会资源的掌握者而不是传统意义上“德高望重”的人在亲缘关系中具有更高的地位。宗族的崩溃是从内部开始的，金钱与物质冲击着脆弱的人际关系，当代的宗族图谱已经很难在作家笔下诞生。倘若将目光放远一些，不纠结于血缘关系，正如作者在书中列举的一些经典作品，如莫言的《蛙》、贾平凹的《秦腔》等作品，将“家园”代替“家族”作为主要的表达空间，那就进入了作者讨论的下一个环节，也就是“乡村”。在讨论“乡村”这一小节的标题中，作者使用了“难以为继”一词。“乡村”的“难”是从多方面展现出来的，作者主要围绕外部因素进行讨论，例如乡村土地被不断占有、掠夺，乡村人口向外迁徙，新的价值体系和人际关系入侵等，这些因素给传统乡村伦理道德带来了毁灭性的冲击。

家事国事，从来就是紧密相关，研究家庭叙事，实则是探索社会精神与时代风气的绝佳窗口。近年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都面临着变革与发展，这让家庭叙事这个课题的开放性大大增强，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课题将呈现出无穷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追寻与发现：新世纪家庭叙事研究》一书是家庭叙事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能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可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