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的道路探索命题何其重大复杂，方案与形式又何其多变，此向何处谁又能确定一个准确的标向呢？车弓的新作《太阳正在升起》从文本上提供了一个新的个案。如果仅是一部长篇小说，我们讨论起来就简单多了，可以把它视为一个乌托邦、一种理想社会，或说是作者提出的理想构造，视为一种社会图式的理想设计。可作者偏偏说作品是一种长篇非虚构叙事，这意味着文本针对的是一种社会形态，是一个社会事实。我们讨论的不是虚构，而是一种成功的社会范式。这也决定了作品的双重任务：一是针对一种真正的农民道路新探索所提供的可能性的探讨，这属于社会学意义的探索；二是针对文本表述的这种农民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了经验世界的复制品。
《太阳正在升起》叙说的是浙江沿海某县天街镇十五岙村的故事。1981年，绰号为“憨佬”的农民洪根土当了村支书，原来的生产队长常锁、阿梁和老师鸿年当选为村委。他们带领晚辈戚志潮、戚长庚、戚大猛、黄志明、洪长生、戚志海、菲菲，还有知青单思明、杨小勇、卢益平、陈红莲、邵素芳以及十五岙村全体村民，艰苦创业，脱贫致富，创立了星星草化工集团、资产达10亿以上的民营企业，创造了中国农民办厂致富转型的神话。这个神话暗示了中国农民道路转变的新的可能性。
车弓采用长篇非虚构叙事方式，创作了这样一个特殊文本。为什么说它是特殊文本呢？首先是作者采用了史家和文学家的笔法，以极其复杂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农村在特殊时期的转型历史。这种历史是农民的当代史，从而又复含着知青史、村史、乡镇民营企业发展史。如果我们深入考察，这里还有农民阶层结构变化史、农民个人精神变化史。就特定的历史阶段而言，这是农民创造的一部平民史诗。另外，作品采用象征循环的隐喻方式，揭示文本的主旋律——“太阳升起牛抬头”的内涵，并在“三言九拍”中不断强化这种主题性的意念，使之成为文本形态的结构性链条。这种往返复沓的组织形式，从文本整体深入到它的话语细节，已经融汇了一条特殊的语言流，凸现出口述史的特色。作品依次呈现笨笨的“我”、单思明、戚常锁、黄鸿年、陈国梁、戚志潮、菲菲、戚大猛、洪长生、戚长庚、于燕、黄志明、高晓敏13个人的语言口述，还有军嫂的采访。这14个人的口述，从事件上说，指向十五岙村办厂致富的历史演变，从呈现结构看，是一种循环口语的复调方式。因为是农民的集体口述以及每个人的精神概述，包括喜怒哀乐，性格与情感，文本故也可以视为沿海农民的心灵史、心理变化史。
据文本交代：“公元2012年夏，我意识到前半辈子因聪明产生了诸多失误，办理退休手续……”“退休五年，我把时间基本都搭在此书上面……书中所言大多为我实地采访所得……内容基本真实。”这种明确表明所写的文本为采访真实所得，从表述方式上叫元叙事。因此可以说《太阳正在升起》这部长篇非虚构叙事采用一种元叙事的话语策略。它既是历史自身的事实呈现，又是一种讲述者话语呈现的方式。
这种写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它在于还原历史事实本身。作者是对世界事实真相的一种模仿、一种还原，我是非虚构的，我是对真实的表述。另外，作者又从一种主观的角度对原有叙事进行拆解，探索行为与事实背后的动机，表达一种新的认识与判断，并掺杂着作者的注释与评估，在叙事的错位中发现新的真相。《太阳正在升起》这个文本是作者借“我”，“作家”的方式拆解话语，嬉笑怒骂，诙谐自嘲，使用反讽策略。作品中的13个人在自述中，同样采用了元叙事的方式，揭示出每一个人在复杂语境中的各种复杂关系，使农民话语也进入了高度自觉的反思层面，是农民话语的集体反思。这种农民讲述也采用了代言人方式。第一个叙事主体是从知青逐渐走向基层政权的核心人物——单思明。他是农民道路的见证人，也是参与者。他去十五岙村当知青插队6年，而且和队长洪根土有特殊交情。他作为一代农民、基层政权的代言人，见证了这个农民团体如何在生存线上挣扎，如何死里逃生，如何斗婚，如何讨债，最后集体办厂而成为致富者。当时的知青见证了农民的集体发展，第二个叙事主体是“秀才”戚志潮，他是乡贤、农民精英人物、老支书戚双连的干儿子。他是憨佬集团的核心人物，从办小厂到策划与县汽配厂脱钩，一同打开马山的局面，见证长庚的成长史，策划星星草集团的品牌战略，与郑陆联合办企业，帮助处理三支债务大军，实施蟒蛇吞大象计划，在污染事件后谋求到内地的发展计划，实施一次新的产业转型。这位巧于计算、运筹帷幄的“秀才”最后得了肝癌。第三个叙事主体是憨佬的长子戚长庚。他是最早离村出走，摆脱父亲阴影自己干一番事业的人。他首先在内蒙古开了两个矿厂，从隔代人眼光看待父亲的事业及其人格。这个叙述视角并不完全来自戚长庚，中间插入了两个侧面：一个是于燕的视角，一个是菲菲的日记。还有一个补充线索，憨佬的小儿子洪长生，农学院毕业后去德国学农是一个完全具有新思想的人，思考的不再是传统农业如何在产业革命中转型成为工业集团，另谋出路，而是如何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农业，农产品如何产业化，实行种植产业的集团化、生产机械化、销售信息化，这是一条新的农业之路。第三个视角集中在几个新人的成长史，围着洪根土呈扇形展开（因为最主要的人物洪根土以最残忍的方式把自己杀死，不同人物对他进行叙述，便于写出憨佬各个侧面的复杂性），从而探索新农业道路发展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太阳正在升起》的文本结构颇有特色，以三个叙说主体构成了作者所谓“三言九拍”的“三言”，分别是：吼山、出山、归山。至于“九拍”，只是作者在表述过程中的九个节奏，九次喘息而已。“三言”的特点是共时与历时的结合体。单思明是与洪根土同时经历改革阵痛的，是外在共时性的；戚志潮是与洪根土一同打拼、同呼吸共命运的人物，是内在共时性的；戚长庚是洪根土的长子，在整个事业发展过程中，他置身于十五岙村之外，基本采用回忆性视角。“三言”的主体，主要叙述了十五岙村如何在洪根土带领下办厂脱贫，最后致富，走出一条全新的农民之路，在历史事件中成功地呈现了人物群体。从经验角度具体而感性地展示了那个真实过程，农民不再是传统文本中被历史潮流所裹挟的人物，而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个性英雄。今天的农民在创造历史之时，能够判断自身的所作所为，洪根土这样的人物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他和他周围的人物并不把他作为英雄来歌颂，而仅把他作为一种农民独特的个性来解释。他们一系列不合常规的行为，都可以在那个环境中得到解释：执著、倔强、抗争。
文本通过解析各种人物的话语方式，考察制度、权力、行动、语言的细节，描绘出沿海城市与乡村的社会关系的结构图。
在当前许多作家对文本话语方式作多种尝试的趋向中，《太阳正在升起》的话语表达可说是别有洞天。话语是一个看似容易，而实际不易说清楚的问题。具体到《太阳正在升起》中，话语成了一种复杂的现象，不是通常意义上由作者讲述的一个故事。太阳升起牛抬头，这种述谓现象是指一种蓬勃向上的生长状态。这种生长状态成为一种象征着现代语境中的现代化集团被一帮农民创造成功。它是普通事物的描写，又是特殊事物的指称，在文本里成为某种主题意象，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一种习惯。在不同的人物口里被反复提及，在不同的语言片段里不断重复地定位，固定为一种语言线索。太阳升起虽是一种自然客观的陈述，却在文本里有结构连贯的作用。
作者完成的乃是一种双重编写的形式技术。首先是车弓先生在编写，公布了采访材料；另一重是农民自身的编写，这一重编写出自单思明之口、戚志潮之口、戚长庚之口、菲菲之口……如果是纯小说，我可以认为是作者借农民之口完成的自我、他者的双重编写。但文本是非虚构的，农民在访谈之中实际有可能是真实陈述。目前看来这二者兼而有之，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沿海农民的口述，也可以看成作者的编撰。我们可以追问，如果是农民纯粹的口述史，那为何没有最主要的人物洪根土的口述呢？因此我们仍有理由认为文本是车弓先生的编撰史，是车弓先生安排了这几个人物讲述，有意识地安排了人物的主次关系，并编排了他们在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角色。这样，故事把编年史中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无意义事件，转变成为一个按主次关系排列的事件结构，并赋予意义。这使得这部长篇非虚构叙事文本，在本质上变成了转叙中的转叙。我们可以用它探讨长篇话语的复杂转换方式，还可用它来探询一个艺术文本的合理性。文本如何从客观的历史事件，转变为文学文本的虚构方式，并由此探讨人物的性格史、道德史、情感史，车弓先生的文本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启发。
（《太阳正在升起》，车弓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