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先生走了一年了，非常怀念他。与范伯群先生最早相识于197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前身）请苏州几位教师编写《鲁迅诗歌选讲》。样稿写出后，请范伯群同志——那年代以称“同志”为好——提意见。他那时已从尹山湖五七干校上调到苏州群众文化馆。5月的一天，范伯群同志准时到达。他瘦长个子，黑发两边分梳，雪白衬衣塞在裤腰里，这在那年代是极少见的海派装束。我以前读过他的《郁达夫论》《蒋光赤论》，这下见到作者，宛然一个我心目中的五四青年模样。他一不寒暄，二不喝茶，开门见山就拿出事先写好的书面材料直接提意见，他看着稿子神色肃然、颇认真地说了大约半小时，说完神色肃然地站起来就走了。后来数十年相处，我发现这几乎是范先生的一贯做派，学者风度，讲起正事来总是神情庄重，偶尔也来一点海派江湖风，又显得颇老到，惹得吾师叶子铭直呼：“老范真行！”
紧接着粉碎“四人帮”。1978年他调进江苏师范学院当教师，我考入南京大学读研究生。1981年底我到江苏师院，与他同一个教研室，如此相处40年。我与范先生是两代人，再加上新调来的研究鲁迅的徐斯年老师，三人的风格略有不同，但是对所有问题——学术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所以特别有凝聚力。范先生当然是老大，同辈人称他大哥,我一直视他为师辈，但是他又从不以前辈自居，总是与我们商量，但是我们这几位总是心有灵犀，完全一致，一起搞教学科研，一起带研究生，一起关心改革开放。他总是高屋建瓴，棋高一着，指挥若定。整整10年，苏大现代文学学科是最有凝聚力、发展最快的。此种情况一直到1992年我调南京大学，徐斯年到苏大出版社，终归星散。
范伯群先生以蜚声文坛的现代作家论起家。当年叶子铭以大学毕业论文《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引起文坛震动。现代作家论成为很长一个阶段中现代文学研究的时尚与主流。几乎与叶先生同时，范伯群与曾华鹏合著的《郁达夫论》《蒋光赤论》在《人民文学》1957年、1962年问世，1964年发表《论冰心的创作》。“三论”成为范伯群、曾华鹏“双子星座”走向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名片。
新时期初期，他最先拿出了被耽搁了20年的旧作《王鲁彦论》（1980年4月）。此后他与曾华鹏合作，每隔两三年就有一部新著问世，《现代四作家论》（1981）、《冰心评传》（1983）、《郁达夫评传》（1983）、《鲁迅小说新论》（1986）、《礼拜六的蝴蝶梦》（1989），每部著述都大力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叶、范、曾的现代作家论，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学术标杆。
同辈学者中，范伯群是最先跨越现、当代的，他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陆文夫、高晓声专论。他的评价与剖析，总是厚实、老辣，见解独到，以富有学术性著称。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唐弢、王瑶先生为现代文学研究掌门人，那一代学者视当代文学批评为不入流，不能视为学术研究。范伯群先生以一位现代文学专业学者的学养与训练来观照当代文学，他那些富有学术性的当代评论成为当代文学界密切关注的对象。
从“文革”后期稍得平静，范伯群与曾华鹏就相约投入学术研究，他研究鲁迅。他对我说：“在那样的时代，我抱着个老头子研究，总可以的吧。”他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成为中国新时期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耀眼的收获。在今天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学术研究又一次面临挑战之际，尤其值得珍惜与怀念。
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范先生这辈学者对科学与学术的贡献往往是在艰难困顿、备受打压的不幸中完成。范伯群早年因一个偶然的原因被卷入胡风案，遭受处分，开除团籍，剥夺留校资格，发落南通。但是他不气绥，继续发愤，孜孜不倦于现代文学研究，发表了重量级的作家论。上世纪80年代初，他居家的社坛巷就在我老家旁的一条小巷，一座高高黑灰色的两层大宅楼，四围无窗户。我素知评弹老艺人祁连芳曾住这里，斜对面曾是40年代评弹皇后范雪君宅。1982年春,他请陈骏涛吃饭,我作陪。范先生的主房有十二三平米，四人就蹲在床前一个矮小的方桌边用餐，他女儿紫江就待在床上玩。主房北面是走道，紧靠卫生间与小厨房。就在这三平米的走道上放一张小床，床前一张小木桌，已把走道铺满了。他就坐在小床上，就着小桌写出他的一篇篇论文、一本本专著。我说：“就这一点点地方？”他道：“这很好，完全够了。我就在这上面写，很安静。”80年代，他的那些有分量的作家论锦绣文章，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完成的。
他曾任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今天苏大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能走向全国，不应忘记是范先生大力提倡科研领先，改变了系科的风气，为此他做了不少工作，甚至要为有生活困难的中年教师安排保姆。那年代有一批中年教师，年富力强，但评职称名额卡得紧，造成系科内矛盾很多,他的压力很大。范先生尽管连任，但他很快辞职了，大家理解他想全心做一个学者。
不知为何，范先生的人生辉煌成就总是相伴着不幸与困顿。他遭遇生活不幸时曾告诉我，他什么都丢弃了，只抱着一堆书不放，一定要完成他的通俗文学研究。退休以后，他从高知楼特大户搬出来，住到杨枝塘新村一个一居室。那是一个城乡结合部底层贫困区，环境杂乱。他的床前仍旧放一张小桌，他还是在那张小桌前写作、研究。他又回到初期社坛巷斗室状态。在那里，他曾完成了一部部创新的现代作家论；在这里，他完成了他学术道路第二阶段重量级的学术成果。2007年退休以来，孤独的他，在艰难困顿中默默完成他最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国市民大众文学百年回眸》，将由他开创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学术高峰。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范伯群先生，永远有一种精神让他坚毅掘进，能够孤军求索学术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