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秦牧全集》出版，2007年《秦牧全集（增订版）》问世，增订版收集了不少《秦牧全集》（1994版）未收录的作品。从狭义的角度看，未收进《秦牧全集（增订版）》的作品，都属于秦牧佚文。在搜集秦牧资料的过程中，有幸找到了一些资料，且在《秦牧全集（增订版）》中未见其影踪，这些佚文，对秦牧早期的杂文、小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一

第一部分佚文刊于《民主世界》1945年第2卷第2、3、4/5、8/9期，分别是《牢骚小释》（1945年1月16日）、《身体发肤之类》（1945年2月3日）、《夜雨春灯录》（1945年3月1日）、《文化人士的肚子》（1945年5月1日），署名“秦牧”。1945年第2卷第6期曾刊《蛇与音乐》一文，现已被收入《秦牧全集》，而其余4篇均未被《全集》收录，属佚文。

秦牧的散文选材广泛，他曾谈到，刚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时，“社会上的黑暗、不平现象，使人一似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秦牧杂文》的主要内容便是对黑暗社会的揭露和鞭挞，这4篇文章虽未被收入该集，但主要内容和写作手法与之如出一辙。社会问题是秦牧关注的焦点，而这4篇文章有一个统一的宗旨，即人道主义和民主自由。

在《牢骚小释》一文中，秦牧认为，牢骚犹如人身上的虱子，实属人之常情，他驳斥了“牢骚误国说”。尽管不同阶层的人，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有不同的牢骚，但在秦牧看来，我们不能舍本逐末，“牢骚”是末，“不合理”才是本。牢骚作为“不平则鸣”的一种表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应一棍子打死，而在全国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为了胜利而必须忍受的苦，应当咬紧牙；不必要忍受的苦，应该指破出来改革掉”。他认为“不平的牢骚”，是具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有的，为了民族的未来，有些苦必须忍耐，而对于黑暗的社会，不应只有牢骚，而更应该反抗，这才是一个中国人的为人之道。

在《身体发肤之类》和《文化人士的肚子》二文中，秦牧从社会现实问题入手。《身体发肤之类》从国民政府禁止小学老师体罚学生（打手心或扭耳朵）的法令谈起，谈到了“保障人民身体自由”的法令。国民政府似乎很重视“自由”和“法治”，但就在这些法令实施的同时，各种黑暗的社会现象仍层出不穷：警察踢小贩，乘客打车夫等等不胜枚举，重庆尚且如此，农村则黑暗到何种地步。以致秦牧愤恨地说：“自从‘保障人民身体自由’一纸煌煌发令颁布，竟无半件重要的平反释放的事情揭露，谜底何在，也实在非教人钻进闷葫芦不可。”《文化人士的肚子》也是如此，秦牧举了几个文化人忍饥挨饿的例子，幽默讽刺的意味中，包含着心酸和苦痛，作者以剥洋葱的方式，层层探究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尽管每人可以领到不少救济费，但由于无法找到工作，数额巨大的救济费，相对于漫长岁月来说，犹如杯水车薪。秦牧连续发问，最后一问时说：“何以战争初期四处需要人，而现在各方面都在抛弃人？”让他产生疑问的是：其他盟国都缺乏人力，而中国却人力过剩，四处汹涌的失业狂潮究竟是什么政治原因造成的？

尽管《夜雨春灯录》中提到了民主问题，但与以上三篇一样。秦牧关注的是战时人民的自由与尊严。国家危难，国民党所谓的“人道主义”，只关注小学教师是否扭学生耳朵，而社会黑暗，人民的苦难，文化人的尊严，是否关注过呢？他们之所以口头上大谈“人的尊严”，就是因为人道主义的评价标准掌握在他们手里。人民在社会底层挣扎，知识分子为了“一口饭”不惜放下曾经“高傲的尊严”，面对这样的世界，人道主义与民主自由是无稽之谈，在秦牧看来，也只有反抗，才能真正等来渴望已久的民主与自由。

二

秦牧的这4篇佚文分别刊于《行政与训练》1941年第2卷第3、4、5期和第6期，每篇都没有具体名字，都以“一月时事”为题，均署名“秦牧”。《行政与训练》1940年12月创刊于桂林，系月刊，后改为季刊，由广西省地方行政干部委员会编辑并发行。

1940年，秦牧从香港到韶关后，找不到工作，生活没有着落，只得租住在郊区农家，每天以番薯充饥。由于当时稿费太低，写文章无法维持生活，便和朋友一起去桂林寻觅生活之路。1941年6月到达桂林，经亲戚介绍，在桂林城东兴安县“39补充兵训练处”当少校附员，只负责文稿一类的工作，非常清闲。三个月后，由于无法忍受军营生活的束缚，设法“请长假”，重回桂林。此时桂林文化繁荣，桂林西路是当时的文化街，《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也坐落于此，“我常常在这里驻足观看《新华日报》，从而多少知道一点政治形势”，秦牧对于二战形势的报道，有可能就来源于对于这些报纸信息的汇总和分析。

1941年秦牧在《行政与训练》以“一月时事”上发表的《进行中的德苏战争》《反侵略阵线的巩固与扩大》等5篇小文章，篇末标注写作时间为“七、二十四”，即写于在兴安期间。1941年秋，重返桂林城，并继续为《行政与训练》“一月时事”写有关二战战况及战争形势的文章。兹选列部分如下：

我国反攻的新姿态（1941年第2卷第3期）

一方面是革命的进步的反侵略的与一方面是反动的退步的侵略的中日战争，随着时间的演进，前者愈战愈强，而后者则愈战愈弱；这是中日战争的规律，是绝对的真理，是为四年来的长期战争的事实所证明的；这不是我们感情的臆断，而是为所有中立观察者的共同对中日战争底定论。

抗战踏入第五年了，在这第五年的开端，各个战场都呈现蒸蒸日上的气象。在广东、江苏、江西、湖北、安徽、山西各省都打了胜仗，歼敌约在二三千以上，恢复据点数十个。虽然都不是大规模的胜利，但最可喜的是各个战场所采取的步伐是齐一的，同时在各个不同的战场打胜仗，这是明白指出日寇在各个战场的军力底衰退，它要想以其现有的兵力再扩大占领区域已经是不可能了，在另一方面就说明中国大反攻的时候即将到来。

七、二十四

1941年6月德国突袭苏联，秦牧从《新华日报》以及其他报纸上得到有关苏德战场的消息，结合中国抗日的形势，不仅对两大反法西斯战场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及时的报道，而且对战争的走向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正确预测，他预言日寇在走向衰退，中国大反攻的时刻即将来到。中国和苏联定不会向法西斯屈服的，胜利是属于中苏以及世界人民的。秦牧的预言是正确的，可见他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也有很强的预判能力。

三

1947年8月西安《书报精华副刊》第10期上登有一篇《美人与名马》的历史小说，署名“秦牧”，经查也是一篇佚文。该刊创于1946年11月，由书报精华社发行。兹列部分如下：

美人与名马

苏东坡的爱婢春娘换了劝酒时用的新鲜的衣服，在房角走过，蒋运使的眼神不觉一亮，直盯住她，连自己对于各派诗客批评的话也终止了。

春娘飞红了脸，旷达的苏东坡微微的一笑。当蒋运使的马在院子外一棵柳树边寂寞地踢着蹄，响着鼻子，摇摆着头上的长鬃时，屋子内的客人开始了华筵。

马是江南的名种，不堪寂寞，所以望着落霞，就大声嘶叫，春娘是个知书达礼的人，不堪羞涩，所以在劝酒时十分忸怩。

蒋运使常常偷用眼角去瞟她，直到苏东坡不耐烦的问：

“蒋运使，那么这个问题你觉得怎样呢？”

他才慌忙地答道：“呃，呃，是这样的。”于是才继续谈论诗词。

酒过三巡，一件惊人的事，最低限度是令春娘震惊的事发生了。

醉了酒的蒋运使突然问：“春娘也跟你去吗？”

“路太跋涉，打算送她回家了。”苏东坡不觉停了筷。

蒋运使涎着脸紧紧地提议：“你远行必须好马，我用我这匹骏马来换春娘，这行不行呢？”

苏东坡，真出于春娘意外，他看了春娘一眼，竟然微笑点了点头。

春娘的眼神一黑，几乎瘫倒，但苏蒋两人却哈哈地笑了笑，笑得那么自得和豪放。

蒋运使霍地站起，走到书桌上取出纸笔立刻笑嘻嘻地题了一首诗：

“不惜双毛二雪蹄

等闲分付赎娥眉。

虽无金勒嘶明月，

知有佳人捧玉卮。”

他题诗的时候，苏东坡走上前去看，春娘也茫然站在旁边。

苏东坡叫一声好，接过笔来题一首——

“春娘别去太匆匆，

无限离情此夜中，

只因山路多险阻，

故将红粉换追风。”

真出乎两个男人意外，春娘忽然无礼地夺过了笔，也写了一首：

“为人莫为妇人身！

苦乐无端总属人，

今日始知人贼畜，

君前碎首又何嗔。”

像一只飞燕一样敏捷，写完了诗的春娘，掷笔下阶，用力把头碰向石柱，红色的血和白色的脑浆，都一齐喷了出来，美丽的姑娘，顷刻变成苍白的死尸。

苏东坡和蒋运使都呆住了，死寂中，院子外那匹雪蹄马嘶叫得更加惨厉。

【注】梁简文乐府有《爱妾换马辞》，注上说是淮南王所作，但《独异志》所载的“爱妾换马事”的主角却是魏任城王曹彰；《鸿书》所纪，则为苏东坡春娘换马事，本篇事实，姑从《鸿书》。

秦牧一生写了不少小说，短篇小说《囚秦记》、中篇小说《阴阳关纪事》和长篇小说《愤怒的海》等，但历史小说存留下来的只有7篇，后被收入《秦牧杂文》中，因此，《美人与名马》这篇历史小说的发现，对研究秦牧的历史小说具有重要作用。秦牧在谈小说创作时，解释了为什么他的历史小说数量比较少，他说：“历史小品是我很喜欢写的一种体裁，可惜忙忙碌碌，为杂事操劳，我没有集中精力大量写它。在这方面，我所选择的题材，都是曾经令自己激动或沉思的历史片段。”他的历史小说，往往以一两个历史人物为中心，取材于中外历史人物的事迹或故事，有时并进行现代化的改写，针砭时弊，讽刺现实，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这篇《美人与名马》以苏东坡、春娘和蒋运使为中心，描述了苏东坡被贬黄州的圣旨下达后，苏东坡对于家事的安排以及好友蒋运使为其饯行的场景。由于路途遥远，苏东坡不忍侍婢春娘颠簸，遂准其回娘家，恢复自由身，春娘异常欢喜，并打算着自己美好的未来。蒋运使骑着四蹄踏雪的骏马赶来为好友饯行，席间被春娘的美貌所打动，向苏东坡索要春娘，并允诺以其骏马作为交换的筹码，苏东坡慨然应允。激动之余的蒋运使赋诗一首，苏东坡被诗情打动，遂和一首，在一旁站立的春娘无法容忍二人的“侮辱”，奋笔疾书，赋诗一首后，撞柱自尽。

尽管这篇历史小说没有像《秦牧杂文》中所载的7篇那样，反映黑暗的社会现实，此文笔锋相对温和，但同样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女性的婚姻、人权和尊严如何维护。苏轼被贬黄州，将春娘解放，她非常高兴，幻想着可以“嫁一个小伙子，大家尊敬，大家平等”，然而这一切只是镜中花水中月。随着蒋运使的到来，她的美梦破碎了，当苏东坡答应好友用马换春娘时，春娘失望了，愤怒了，原本曾感激苏轼的旷达和开明，没想到和其他男子无异。他们临场赋诗，更是对春娘的一种羞辱，她瞬间明白了自己就是男人手中的玩物，同马等生物无异。于是她抱定了“被屈辱的人，在死的面前是无所谓的”信念，撞柱自杀。她想用自己的死，用自己的生命，去维护那一点仅有的尊严，她成功了。

虽然秦牧借用古人的事迹，但确是讲着现代的故事，妇女问题一直是一个被探讨的社会问题，在一个男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度，妇女解放是何其艰难。尽管民国时期的妇女相对于封建社会来说，已取得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妇女问题依旧解决得不彻底。春娘的故事，和娜拉的经历-不同，但都反映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同样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春娘选择了自尽，娜拉则是愤然出走。娜拉没有春娘决绝，同时，娜拉也没有春娘那样更渴望自由，虽然二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但秦牧想说的是，尽管外界的努力，不可能更快地使妇女得到更多的自由与权利，但是妇女自己必须解放自己。春娘的意识中是渴望自由的，并且将尊严和自由看成自己的生命，甚至不惜为了这点可怜的自尊，血溅当场，用自己的鲜血去羞辱那些曾经侮辱过自己尊严的男人们，也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着思想解放时代妇女应有的自由和尊严。而娜拉则是被迫出走的，她只是出走而已，在没有生存能力的情况下，她必须返回丈夫的怀抱，因为她是没有春娘的勇气和决心的，从这一点上，也看出了秦牧与其时代的妇女意识的进步。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