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基于一个设想，如果要为文学经典投上神圣的一票，译者该如何行使自己的表决权？
借用一本经典情境热场。罗兰·巴特借《恋人絮语》临摹爱情的情境，也可以说借语言触摸爱情的现象，“言语是一层表皮：我用自己的语言去蹭对方，就好像我用辞令取代了手指，或者说我在辞令上安上了手指。我的言语因强烈的欲望而战栗。骚动来自双重的触摸：一方面，整个表述行为谨慎而又间接地揭示出那惟一的所指，即‘我要得到你’，将这所指解放出来，供养它，让它节外生枝，让它爆炸（言语在自我抚摸中得到快感）；另一方面，我用自己的辞藻将对方裹住，抚摸他/她，轻轻地触碰他/她；我沉湎于这样的轻抚，竭尽全力延续这类对恋爱关系的议论”。罗兰·巴特不对爱下定义，将爱当作现象细致地描述，这恰好体现了文学性的本质——修辞。其实巴特大可套用2000多年前色诺芬尼的名句：
既无人明白，也无人知道，
我所说的关于神和一切东西是什么，
因为纵使有人碰巧说出最完备的真理，
他也不会知道。
对于一切，所创造出来的只是意见。
巴特完全可以这么说：
“既无人明白，也无人知道，
我所说的关于爱和一切关于爱的是什么，
因为纵使有人碰巧说出最完备的真理，
他也不会知道。
对于爱，所创造出来的只是关于爱的意见。
修辞作为文学性的根本，导致了复杂的多义性，因而区别了文学与哲学。当然，巴特也说“无时不在的我只有通过总是不在的你的对峙才显出意义”，进一步解释修辞的效果：对峙及张力。
我们再看《恋人絮语》描绘的一个情境：“等待”。妓女要求求爱的名士在她花园中坐等100个通宵并承诺托付终身。等到第99个夜晚，风流名士最终离去。无关结果的等待出人意料的浪漫。伟大的作家需懂等待，等待作品的修辞。
《恋人絮语》这一书名已经道出修辞的后劲：飞絮般不可捉摸。经典不衰，恰在于这不可捉摸又盘桓不去的后劲。这“不可捉摸”，换作文学意象，便是法国作家帕斯卡·吉尼亚尔笔下《游荡的影子》，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的《幻影书》，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漫游者寄宿所》；这“不可捉摸”，描绘了文学的共同体：不可见的家国——流浪的真理；这“不可捉摸”，换作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的表述，便是一切经典不可或缺的陌生性。
当然，我们在热切地谈论一部经典时免不了踟蹰与困惑，因为经典的修辞必然陌生又多义，因为僭越了既定的权威。而“僭越”本身便是一种权力的制衡，这意味着语言从本质上决定了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的政治性，如果政治如“战后统治了法国智识圈”的科耶夫所说，是为博得肯定而不断地斗争。
如果翻译也是一种政治，译者有且只有一个共同体：修辞的陌生与多义。译者有且只有一个任务：为修辞的陌生与多义不断地斗争，借对话打破权威的统治。当经典的散播需要翻译的介入，多义翻倍，权力的斗争翻倍。斯皮瓦克提出“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翻译正朝文化转向，意味着翻译不再局限于源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的权力问题——文本的翻译，扩展至两种文化的权力问题——文本的选择与阐释。
我们常说“翻译是一种创作”，以创造生命为喻，如果一个译者彻底让出文本选择与文本阐释的权力，无法完整参与翻译全过程的译者局限于文本的翻译，无法纵观全局自然无法从现象出发理解并放开对话，耽于个体的志趣、情绪的发泄，最终反而淹没于市场与批评的喧嚣，自我封闭的同时牵连无辜的源文，无异于无心生养的代孕孕母，仅作为一个“载客”的交通工具，免不了为伦理非议。
外国文学的翻译要走向经典，首先要保证翻译的有效性，要求译者完整且持续地参与翻译的全过程——翻译的起点并非文本的翻译，始于文本的选择，借由文本的阐释继续，借此捍卫修辞的陌生与多义。第一，译者应有文学批评的自觉，树立清晰的文学史观，选择经典文本；第二，译者应不断地成为源文最亲密的朋友，避免翻译的“殖民主义”——自以为是地偏离源文修辞，要传达源文的异质性，耐心地往返于源文；第三，译者应以作家的姿态与源文对话，摒弃自我抒情的自恋风气，专注于源文的文学阐释，形成互文以繁殖其多义性。
经典从本质上要求译者做到以上三点，同时也赋予其权力。但实际上，能够做到以上三点的译者少之又少。即便以上世纪80年代的翻译大潮为例，从文本的选择、文本的翻译到文本的阐释均为当时的出版发行主体主导——挂靠体制的美学及哲学学者团体，而非文本最亲密的读者——译者。翻译的黄金时代，因而更多地指向精神的启蒙：比如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最有可能近距离捕捉源文多义性的译者并未参与文本的选择与文本的阐释，无法守护源文的文学性，实际上减损了经典性。
文学经典的陌生与多义是脆弱的，需要译者完整地参与译介的三个阶段，持续且谨慎地守护。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同样地，对于翻译——双文本、双文化的对话活动，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不同品类的书籍、不同版本的译文、不同走向的阐释都在喧嚣中骚动，急需像傅雷一样全程参与并能在客观限制下协调好各阶段的译者。
毋庸置疑，傅雷的译本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我们着重看长期遭忽视的前后两阶段，即文本的选择与文本的阐释。应该说傅雷的前期翻译在文本的选择上有很强的主动性与很大的选择空间，而1953年公私合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为傅雷译著的惟一出版发行主体，文本的选择受到客观制约，傅雷便加强了对文本的阐释，这才有了1981年一经面世便引发轰动效应的《傅雷家书》，而至今仍为大众所传道的傅雷翻译观“重神似不重形似”正出自偏重文本阐释的1951年，《高老头》重译译序。如果傅雷没有主动地选择“巨人三传”、《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傅雷没有进行文本阐释，没有《傅雷家书》，至少可以说，我们无法清晰地看见法国文学翻译走向经典的路径。
如果翻译也属于权力的斡旋，如果需要为文学经典投上神圣的一票，那么译者的表决权，有且只能在笔端，通过文字以文学的表达来实现。
从色诺芬尼、苏格拉底到蒙田、伏尔泰、莱辛再到波普尔，当我们说及知识分子的宽容，谈论的并非出于怠惰或逃避的不作为，而是出于对多义的维护，以写作的方式参与异质性的对话，借此探求经典性更多的可能。
在边界不断融合的当下，翻译如许钧先生所说，并非简单的语言转化，翻译必须表明文化的立场、文化的视野与文化的追求。经典的选择本身就是一场权力的斡旋，如果权威喧嚣遮蔽了文本的多义性，译者有义务借文字文学地行使自己的表决权，繁殖经典的多义性。一个译者，他/她的表决权在笔端，更在彼端——文本翻译外的另一端：文本的选择与文本的阐释。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高研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