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喜爱文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一直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也写散文，还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路走来，算是圆了我的文学梦。

我也喜欢写字，写了一辈子字，也确有人喜欢我的字，还有朋友为我办过书法展、出版过书法集。但我不是书法家，也没有想成为书法家。我没有参加任何一级书法家协会，只能算个业余书法爱好者。我写字，并不以追求书艺的精进为目标，而是以书法为形式抒发自己的性情。对我来说，书法和散文一样都是表现我思想感情的一种载体、一种形式。

这和我受启功先生的影响有关。

我和启功先生结识、交往整50年——从1954年考上北师大做他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和他在一个系共事，再后虽调往社科院但仍住在师大，和他比邻而居，一直到他去世，可谓近距离接触，从他受教，得益良多。我喜欢写字，学他写字的风格，和他接触，在书法方面受到他的启智和熏染，自在情理和事理之中。

启功先生健谈，又毫无架子；我虽然是他的学生，但他更多把我视为同事、朋友。我们在一起谈学问，谈世事，谈时政，自然也免不了谈书法以及书法界情况。他在外人看来是大书法家，但他不喜欢人家称他“书法家”，总说自己是教师，喜欢人家称他“学者”“教授”。他一直认为，书（法）是“技”，不是“道”，说写好字是读书人的本分。他常告诫学生，字写得好，没有别的本领，再好也不足称。启功先生对书法的看法和态度对我影响很大。我喜欢他的书法，更佩服他的学问和为人。像他这样一位真正的大书法家都不把“书法家”当回事，我作为他的学生，自然而然也就没有把做“书法家”作为一种追求。

说来也许有人不信，几十年来我虽然聆听过启功先生谈论书法，有时也说点自己不知深浅的看法，却从未告诉过他我业余爱好书法，更未就书法练习和批改直接具体求教过他。按情理说，我长时间和这位大书法家就近接触，若真是近水楼台请教些书法上的问题，争取多一些指导，以便自己能有所提高，也是十分正常的事。但事实上我却没有也不愿为学书法去打扰先生。原因无它，一是我有自己热爱的专业，不可能用太多时间投入书法；二是看到太多的人为书法找他，先生为人随和，不愿驳人情面，但有时也掩饰不住烦恼，流露一点怨言。在此情况下，我怎么还好意思就写字学书的事去占他的时间、给他添乱呢？直到他去世前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才知道我也爱好书法，平时也学习书法，即主动要我写幅字给他看，并给予我极大鼓励。

那是钟敬文先生的哲嗣少华世兄找到我，说是其家乡梅州为彰显乡贤修建敬文广场，周围要树一些纪念钟先生的石碑，要我写几句话以便勒石。钟敬文是我敬爱的老师，我们相处也是几十年，非一般师生关系。于是诌了一首七言，恭恭敬敬书成条幅交差。少华高兴之余立即传给了启功先生。据少华说，启功先生特别高兴，说怎么不知道张恩和也写字，让我再写一幅给他看。这事我本来只当笑话听了，没有特别认真，不想几天后在食堂门口遇见先生的内侄景怀说到此事。我说自己不过是业余爱好，先生事多，不想去打扰先生。谁知景怀非常认真地催促，我想，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便不管平仄格律，诌成一首七言并写成条幅，送到先生家里。诗句是：“门外偷学两三拳，画虎未能反类犬。胆怯碍难取真经，心诚立雪亦枉然。”还给诗取题“有感呈启功师”。当景怀帮着展开条幅呈给先生看时，他没有出声，从头至尾反复观看。我知道先生为人宽厚，一般都是说人好话，正面鼓励；他从不扫人兴致，有时我甚至觉得他过于宽厚，不免有失严格。我以为这次对我写的字大概也是如此，一定会说些肯定赞扬、勉励夸奖之类的话。不料先生什么也没有说，而是一边观看一边轻微地又像点头又像摇头。待把条幅收起，他才郑重而又深沉地说了两句话：“好好写，要多写。”我深知先生的意思，没有要求他多加评点。对我来说，这两句话已经足够。

我之爱好书法，和我的性格以及经历有关。我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但也有些业余爱好：喜欢唱歌、打乒乓球，有时和朋友下下围棋、打打牌，但更多是着迷书法。有学问家可能认为我“不专正业”，我则认为，只要有余力，多些爱好，或能活跃思路，提升精神，对身心都有好处。和别的爱好不同，练习书法不论时间，不要场地，无需玩伴，可随时随地在家里“临池挥毫”；心情好时可以写，心情不好时也可以写。又因为书写过程中要全神贯注，既能排除外界干扰，又能享受审美，提升境界，修身养性。几十年来，我的人生途中，风风雨雨，忧患不少，烦扰很多，经常是想集中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志于正业而不可得。每当这时，我便利用一些零碎时间写字，在墨海中神驰，借以调节生活，控制情绪，转移注意力。回首过去，还真亏有书法与我相伴，舒我困境，慰我寂寞。现在，我虽年已耄耋，别的爱好可以舍弃，只有书法仍和我紧相为伴，晨昏易替，长夜孤灯，她一如既往，怡我性情，给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