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郭汉城先生在《前海戏曲研究丛书·总序》中论述“前海学派”指出：“一个学派不是一个组织实体，也不是一种学术价值标准，其实质是共同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某种社会群体意识在理论上的反映”。郭老满怀深情地说：“回顾我们这个学术群体，经过长长的60多年的时间，曲曲折折的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不少学术成就，对戏曲改革作出了贡献，在社会上、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缘由概括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郭老认为，首先“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戏曲的历史、戏曲的现状。从时代与戏曲、内容与形式交互作用的关系中，从戏曲这种程式积累型艺术与继承、变革的特殊形态的关系中，探求戏曲艺术发展的规律。而在各种关系中，人民群众始终处于积极、主导的地位，是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规律中最大的规律”。若由这段论述拎出时代、生活、内容、形式、程式、继承、变革、人民、审美、规律、戏曲美学等关键词，切入郭老的戏曲史论研究成果，大致可梳理出郭汉城学术思想脉络。

戏曲“人民性”学说

郭汉城先生学术建树颇丰，其中，“人民性”学说的论述最为精辟，堪与张庚先生的戏曲“剧诗说”颉颃媲美。1989年，张庚、郭汉城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论》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郭汉城与章怡和联合撰写第二章《中国戏曲的人民性》。郭老秉持唯物辩证观点论述：“中国戏曲也和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遗产一样，既有人民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他认为：“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就是指文学艺术与人民的精神联系”，“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符合人民的利益，起着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郭老特别指出：“人民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凡是推动历史前进和革命变革的阶级、阶层、集团、个人，这种共同的历史要求和共同利益使他们都属于人民范畴”。

郭老强调戏曲人民性的审美性质“是按照美的规律去反映世界，它对世界的认识，就是对生活作出审美的判断”。他认为：“艺术正是通过‘美的桥梁’发生社会效能”，“作品的思想是水乳交融地融入形象之中”，“影响我们的感情和理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早在1960年，郭老在《关于道德、人民性问题的争论》一文中，曾谈到“把道德、人民性脱离具体历史条件，当作抽象的东西去看待，因而看不见它们的局限性，分不清精华与糟粕”的思维误区，批驳了“忽视剧目思想内容的审美性质，把人民性当作某种纯粹的思想倾向、道德观念、政治要求、社会学原则”的认识偏颇。郭老提出：“道德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范围，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产生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道德也是有阶级性的”，“绝对没有那种超阶级的抽象的道德”。上世纪60年代，郭老发表《关于人民性问题》一文，论述“我们讲文学艺术人民性的时候，就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否则就不能正确地把握它的丰富内涵”，“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考察各种历史和社会的情况，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程式与生活的辩证法

1982年，郭老发表《戏曲剧本文学的民族特征》，论述程式与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谈到“戏曲综合艺术中音乐、舞蹈这两种主要因素，是有节奏性、程式性的，因此，其他各种因素都要提炼成节奏鲜明的程式，以求得和谐和统一。所以，程式是把各种因素综合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方法”。他列举“各种生活形态，诸如行船走马，出门进门，上山下山，吃饭睡觉，行军打仗，语言声调，服饰用具……凡是要综合到戏曲艺术中来的，都必须化为程式，绝不允许自然形态的东西存在”。郭老进一步阐述：“程式是戏曲艺术的细胞，全部程式构成戏曲艺术的肌体。可以说，没有程式，就没有戏曲这种特殊的综合艺术”。“程式来自生活，又不等于生活。它介乎真与非真、似与非似之间，是一种被加工美化了的生活形态，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2001年12月，郭老在京剧《骆驼祥子》颁奖辞《“上帝”喜欢你》中，再次论述程式与生活的辩证法。他谈到：“戏曲与话剧或其他戏剧样式之所以不同，在于它们在表演生活时有各自不同的审美流程和审美方法”。“话剧直接以生活的本来面貌转化为艺术，而戏曲在生活与艺术之间，却多出一个中介阶段，即先要把生活提炼为程式，然后以程式为手段来表演生活”。“《骆驼祥子》正是紧紧地把握这一审美的重要环节，克服古老的京剧形式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矛盾和各种艺术形态之间的矛盾，达到整体上的和谐与统一”。郭老语重心长地说：“程式作为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程式从形成过程到创作过程始终与生活密切联系，正因为如此，它的血脉可以通向现代而又不弃其本体，它是积极的、活跃的、前进的、随时而异、随时而变的”。郭老批评“认为程式是僵死的、凝固的、没有任何生活内容的空洞形式，因而也是与现代生活绝缘的、格格不入的”等错误认识，指出“这有悖于事实，是一种不正确的思维定势”。

戏曲美学原理思辨

2004年，郭老撰写《戏曲的美学特征和时代精神——写在〈中国戏曲经典〉和〈中国戏曲精品〉前面》长文，论述中国戏曲审美形态和美学特征充溢着辩证思想，其源头在于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法。郭老认为戏曲美学的辩证思想“渗透在戏曲的审美原理、艺术创造、观众欣赏等各个方面。处处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重整体协同、在对立中求统一的辩证观念”。“虚实相生、形神兼备、情景交融、悲喜互待等一组组在相反中相成的美学概念，使主体与客体在审美活动中处于一种独特的、微妙的关系之中”。郭老认为戏曲美学特征具有思辨性，体现在“客体不是消极的被反映者，主体也不是冷静的描摹者，而是主体融入客体、掌握客体、改变客体。经过这种审美关系，包括时间、空间在内，呈现在舞台上的一切都已经变形，都具有了灵活性，为解决舞台时空的有限性和生活时空的无限性这一根本性矛盾，提供了可能性”。

在上文中，郭老还详尽地论述了戏曲舞台上时间、空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戏曲舞台上表演的生活，是按照戏曲提炼生活的方法提炼过的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原貌；同样的，戏曲舞台上的时间、空间也是按照戏曲的方法提炼过的，不同于生活中真实的时间、空间”。“进入戏曲综合艺术之中的时间、空间，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们不独立存在于戏曲舞台之上，而是要通过演员的程式化的唱、念、做、打体现出来”。“第二个特点，舞台上的时间、空间是流动的、可变的”。郭老进一步阐述：“把生活中的时间、空间提炼为戏曲艺术中的时间、空间，在戏曲结构上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繁简的结合”。“繁与简是一个整体的两面，有繁才有简，有简才有繁。一场戏、一个情节，甚至一个细节，都包含着繁、简的两面”。“它不是在于模仿生活表面的真实，而在于表现生活本质的真实”。透过辩证思维，郭老对戏曲美学原理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令人信服。

戏曲与时代同行

2018年，郭老在《中国文化报》发表文章《新时期为戏曲发展提供了最大机遇》，满腔热忱地论述：“一部戏曲史‘各领风骚数百年’，印证了这种程式积累型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正是文艺与生活、内容与形式等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在戏曲发展中规律性的体现。这种不平衡规律不仅在古代发生作用，在近现代、当代发生作用，也必将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

上世纪中叶，郭老与张庚并肩，投身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戏曲改革”运动，为传统戏曲的推陈出新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改革开放40年来，郭老一再提出“戏曲改革”向“戏曲建设”战略转移的新论点。郭老在上文中说：“上世纪50年代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应予充分肯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然要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坚定不移地往前迈”。百岁郭老情词恳切地说：“戏曲‘建设’与戏曲‘改革’一脉相承，‘改革’与‘建设’两者是辩证发展的关系。戏曲‘建设’是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在艺术创作演出中日积月累的结果，是戏曲‘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戏曲‘建设’又推动了戏曲‘改革’的深化，戏曲‘改革’与‘建设’这条完整链条，将推动戏曲现代化进程”。

2019年，我们将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坚信在新的一年开局中，沿着张庚、郭汉城两位先生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道路，切实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利器，新时代的学人戏曲史论研究一定会创建更加丰硕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