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而意识到，但凡优秀的中外乡土叙事，一定离不开民间文化的支撑。

比如《白鹿原》《受戒》《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像极了一乘乘轿子，小说是主人，民间文化是轿夫，浑然天成，小说因而有了知根知底的归宿。放眼天下，除了所谓“肉食者”，谁没有生活在民间呢？你即便官居要津或贵为象牙塔中的布道人，日子的烟火何曾游离于最小的社会单元——城市社区或大地上的村庄？所谓深入基层，毋宁说是走进民间；所谓现实题材，毋宁说是民间生活的本色。在我看来，乡土叙事如果丧失了民间文化的底色，无异于干指头蘸盐。

可在喧嚣的文坛，似乎很少有人论及这一层。

在一些高谈阔论的文学场合，除了指定性的授课或发言，我一般会选择沉默。记得某文学机构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学专家传道，老者一上台突然冲我痛心疾首：“秦岭啊！你的《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吼水》《杀威棒》《幻想症》什么的，印象颇深，你为何不写写城市呢？”我只好搪塞。可这个话题却引起了与会者的躁动，现场七嘴八舌一片聒噪。我谛听半晌，发现始终没有涉及到两个关键词：认识和判断。

隔靴搔痒的话题，即便隔一层薄薄的丝袜又当如何？无知，与靴子的厚度之比，岂止千仞峰峦。

老者一定是把摊大饼式的城市拓展、迅速增多的宝马香车、摩天大楼和土豪阶层看作城市生活了。恕我不尊，此等儒生真的不懂包括工业化在内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顶层设计仍然是农业思维的产物，也不懂城市的所谓“瞬息万变”只是农耕文明的少许转身，更不懂看上去很美的中国城市与发达国家城市在工业文明层面的根本区别只有四个字：文化基因。

好一个“摊大饼”，其语境的文化原乡，我无须赘言。城市工业化不等于城市工业文明，文明是需要文化抬轿的，可我们当下的城市文化到底积淀了多少？

在一年一度的春节可以让饱满的城市变成空壳、空壳的乡村变得饱满的时代，你创作的激情会参与到城市生活的浮躁、尴尬、乡愁和模糊中去吗？你以为几亿来自他乡的农民工、蓝领、白领身上代表着彼乡文化？这不止是个文学话题，本质上属于社会学话题，可很多人偏偏习惯了用文学口径追问文学。在西方乃至与我们毗邻的部分东亚国家，聊文学必然要首先涉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而我们没有。就像荒原上迎面走来一条鱼，智者会判断它的前世今生和来龙去脉，糊涂虫总会天真地发问：它为什么不是在水里？

我只能把文学的视角投向乡村。农民的宗族观念、传统道德、价值判断、乡规民俗更具国民性文化特征，何况，乡村大地宿命的底层社会，蕴蓄着城市罕有的纯粹、温度和渴望。这是蹊跷的事实，也是罕有的现实。

我不喜欢那句话，作家要远离政治。一个搞不清政治的作家，拿什么来考量居委会、村委会等政治网格中的现实？当政治早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形态，它便是民间的富矿，一铲子下去，不该有的也有。

所幸，很多外国文学巨擘给了我不小的文学引领和精神启蒙，其中包括反思与批判。文学的技术可以借助翻译生吞活剥，可精神不能，它的功夫远在文学之外。这就像民间画师画猪，往往会调动与猪有关的文化符号和生活记忆，里面有猪低吟浅唱的一生。而所谓专业画家笔下的猪往往理念先行，很多人喝彩的恰恰就是这头没有根基的猪。文学是社会的镜子，不是镜框。镜子中有你，而镜框上，只有你平举镜框的两只瘦手。

至于民间文化给小说抬轿的模样，还是留给我小说中的人物回应吧，比如审美、日子、烟火什么的。

假如回应得不够好，我必须认下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