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常青树

陶然是文坛的常青树，他主攻小说，兼顾散文和散文诗，可谓著作等身。我对陶然的认识，先是读其作品，其后才见本尊。

陶然在一篇文章中说：“已经几乎不记得是怎么认识袁勇麟了。隐约似乎是20世纪初在汕头开的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吧，会议已经曲终人散了，在酒店等候出发前，我走过北师大师弟李安东的房间，他那时开会一向和袁勇麟同房，被他叫住了，于是便进去闲聊。其实之前，应该早就相识了，只是较少接触。而他跟李安东是复旦大学潘旭澜教授的同门师兄弟，自然感情颇佳了。那回，预定的汕头—香港直通巴士有点阻滞，临时要改票，勇麟和安东当机立断，陪我去换票。我还记得，巴士站在另一头，我须乘上小车驳巴士去，他们送我上车的情景。”这些细节我已忘记，难得他记得如此之清晰。

我除了选编出版《陶然研究资料》，也撰写过几篇与他和《香港文学》有关的论文，在一些学术研讨会或刊物上发表。如《捕捉都市灵魂的悸动——评“香港陶然新概念小说”》《散文的多元化与开放性——以2000年至2007年〈香港文学〉为考察对象》《漫游记忆的情怀书写——评陶然的散文新作〈街角咖啡馆〉》《从〈陶然研究资料〉谈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等，2018年6月29日，我参加在香港文学出版社深圳读书会UNI空间举办的“陶然作品读书会”，发表《香港有陶然》的演讲。活动由《香港文学》总编辑周洁茹主持，一同演讲的还有秦岭雪、凌逾。我介绍了自己对陶然身世的了解，并从《别离的故事》引出他的写作，凌逾的研究生霍超群参加了读书会，写下了生动的观感：

陶然老师还是像以前一样安静，话不多，独坐一隅，但有可能他正侧耳留心身外之物，捕捉新的文学灵感。从福建来的袁勇麟老师则非常通达健谈，与陶老师一热一冷，相映成趣。

我认为，出版于2015年6月的小说《没有帆的船》最能集中体现陶然40年的社会思考与创作流变。从创作于1974年的《冬夜》到2014年的《芬兰浴》，从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到微型小说再到闪小说，内容丰富多彩，手法多有创新。陶然的关注面很广，从移民、九七回归到都市批判、怀旧等等，都纳入其思考的范畴，呈现出两个最主要的写作面向：冷酷的世情与隐喻的爱情。而随着时代发展，陶然不断改变小说形式，其经典改写、意识流等手法的创新与应用，亦值得注意与讨论。纵观陶然40年来的小说创作，无论在题材开拓还是艺术形式创新上，都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热爱与不懈追求。自然，在香港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这样的热爱与追求何等艰难，而陶然的坚持来自于“我依然相信，一个没有文化没有文学的城市，经济再发达，也还是贫血的城市”。

从陶然的散文可以看到，他在用心灵的眼睛观察生活表象，用灵魂的温度感受生命本真的坚持中，逐渐成熟、圆融，最终达到淘洗浮华的境界。散文集《街角咖啡馆》付印前，他曾邀请我与董桥、郑明娳一同为该书写推介语。我写到：“在厌倦了喧嚣璀璨的声色光华之后，当代人纷纷调转头来追逐澄净质朴的自在天然，但不知有多少人能像陶然那样，把自然当成一种人生态度和生命状态，不管辗转游历了多少变幻风景，亲身体会过几许世事沧桑，都不会被岁月冲刷纯真的向往，也不会被时光磨平感触的敏锐。他的散文删去了曲折离奇的情节、摈弃了惊心动魄的悲欢，在细碎琐屑的市井人生里分辨是非，在平凡拥扰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感动，这种成熟浑然、从容大气的意境也正是自然天成的真义。”

资深的编辑家

陶然不仅是个勤奋的作家，也是一位资深的编辑家。正如痖弦先生在2018年1月底写给陶然的信中所指出：“《香港文学》17年，兄的建树甚大，将来文学发展史上，样样都会记下来，功不唐捐。且我发现你在烦劳的编辑生活中仍不断有新作，文章著作，质量都好，这非常不容易。17年不算久，还可以再发挥，由于不影响你的创作，可以把编务和自己的创作视为车的双轮、鸟的双翼，并而行之，以竟全功。”

陶然早在1985年就参与了《香港文学》的创办，并担任过半年的执行编辑。2000年7月，他继刘以鬯之后任《香港文学》总编辑，他在8月20日所写的《留下岁月风尘的记忆》，作为刊首语发表于《香港文学》9月号。他说：“《香港文学》改版了……改版，并非出自空中楼阁，《香港文学》自1985年1月创刊，已逾15年，在刘以鬯先生的坚持下，本刊已成为香港文学杂志的一个品牌；这个基础，成为我们承接的条件。继承之外，也还要跟着都市节拍发展，但愿我们的努力，能够获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他特别强调：“作为一本文学刊物，我们极端重视创作，与此同时，也不忽视评论。没有具创见的评论的推动，创作难免会有些寂寞，而且也难以总结经验、开创前路。”“对于有影响的作品不流于捧场，对于值得商榷的问题提出中肯的批评，当中的分寸如何掌握，难度颇高；但我们当会尽力而为，倘若多少有些参考作用，便于愿已足。”在刊物版面极其宝贵的情况下，他每年坚持推出文学评论专辑，他在2005年11月号的卷首语《更与谁人评说？》中写到：“我们深知，有穿透力的文学批评，对于创作者何等重要，即使往往可遇而不可求，但大家都不放弃。”

香港文学缺少评论，原因或如《香江文坛》主编汉闻所指出：“这一方面因为能提供发表文学评论的园地寥若晨星，另一方面写文学评论容易开罪人，业内人碍于情面，也就懒得动笔。这种现象导致……文学评论成了香港文学薄弱的一环。”正是出于对评论的重视而在香港又不容易找到作者，我和内地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便经常受邀撰写相关论文，渐渐成了《香港文学》的作者。我第一次在《香港文学》发文是《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再思考》，刊载于《香港文学》2002年第10期，从此开始与《香港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十几年间发表了30余篇评论文章。曾当过台湾《联合报》副刊编辑的诗人陈义芝，深知办好一本文学刊物的不易，他特别夸奖陶然：“重视文学批评。主编者再三表达批评有助于文学交流，‘批评与创作，是文学的双翼’，期望创作与评论良性互动，‘使各种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得到及时有效的评论’，引导初涉创作的人进窥文学经典的堂奥。陶然欣赏形式活泼、自有见解的品评，亦感慨有穿透力的批评可遇不可求，更点名散文评论薄弱，期望众声喧哗。”

热爱生活的人

陶然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只会埋头书斋写作的人。他喜欢旅游，经常利用参会时机饱览中外大好河山，真正践行了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理念。这些年我与他结伴，走南闯北，除了国内各地，其他如韩国、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地也留下了我们共同的足迹。

陶然祖籍广东蕉岭，因为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香港内外》是1982年6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常被误认为是福建人。不过，他确实跟福建有缘，像他的文学领路人蔡其矫就是福建籍诗人，而香港闽籍诗人兼书法家秦岭雪、出版家兼学者孙立川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其余如福建学者孙绍振、刘登翰、诗人舒婷等人，也是他的至交好友，孙绍振教授有篇评论甚至直呼《陶然，变“邪”点！》。

我陪他走过福建不少地方，如福州、漳州、泉州、宁德、南平等，陶然在许多散文随笔中写过福建的山山水水，记录了我们之间真挚的情谊，他或直书我的名字，更多时候常以我姓氏的第一个字母“Y”指代我。“航机降落在华灯初上的福州长乐机场，海关外人群中，远远就见到Y在挥手，含笑，我却知道他等了许久，只因为航班迟飞”（《悠然走在山水之间》）；“临别那晚，Y在酒店西餐厅设宴，意大利餐，最后一道甜品是雪糕，我的最爱。S在旁边议论横生，纵横睥睨，但食欲普通，他笑说，晚饭不能太饱呀！饭后送他们上车，我们百步走，随意走到温泉公园，想要重温那歌舞之夜，但公园里静静，有几滴雨点飘下来，竟不见跳舞的人群，也没有歌声飞扬。有点失落，恰如即将离开的暗夜心情”（《有福之州》）。

关于国外同游经历，也有十几次。最早应该是2008年9月20日，我与陶然、也斯等人，应朴宰雨教授邀请，出席在韩国东国大学庆州校举办的第十届韩中文化论坛。对于这次韩国之行，陶然说：“记忆深刻的是，安东、勇麟和我在酒店咖啡座太阳伞下喝咖啡。”朴宰雨先生惊悉陶然去世消息后，在微信朋友群里写道：“2004年初识，一起爬泰山同房住。后来在香港见面好多次，跟也斯与金惠媛喝酒。2008年来韩国，跟香港也斯和金惠媛，瑞士洪安瑞，意大利达德，芬兰高歌，中国袁勇麟、韩国严英旭等一起爬顺天曹溪山仙岩寺。”当时我和也斯、陶然在旅途中经常因为内地和香港的关系互相打趣，一路欢歌笑语，甚至在朴宰雨的导演下，连平时斯文万分的陶然、也斯，也跟我们一起跳起来，摆出腾飞的造型合影留念。在酒吧里，我们三人组成“中国队”，与东道主“韩国队”和远道而来的“欧洲队”比拼，我第一次领教了韩国“深水炸弹”的喝法，在一大杯啤酒里放置一小杯白酒或洋酒，端起来一口闷。

2015年3月23至28日，我与陶然赴印尼棉兰，出席“从郁达夫看一带一路给印华文化与教育的动力”研讨会。印尼是他的出生地，近乡情更怯，我们来到多峇湖，住在萨摩西岛，这里的一山一水都让他回想起少年时光，“但见稻田中央立着几个稻草人，还挂着铃铛，当风吹过，铃铛响起。噢，那是赶鸟用的，小时在万隆的稻田里我也见过”，“朦胧中我又好像回到那久违的热带地方生活了”（《梦幻多峇湖》）。

外表严肃、内心幽默

陶然是一个善良且乐于助人的好心人，国内研究香港文学的学者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而我更有切身体会，几乎每次到香港开会，他有三件事必办：一是只要他身体许可，不管刮风下雨，一定会到机场来接我；二是知道我在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研究，常常利用会议闲暇时间陪我逛书店淘旧书；三是安排我与秦岭雪、孙立川见面餐叙，大家坐而论道，谈文说艺，其乐融融。

我曾在《书香墨影里的香港》一文中，记述了陶然陪我淘书的经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苏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杂文史论》时，承蒙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玮銮帮我在旧书店里觅得《七好文集》《三苏怪论》等图书，获益匪浅。后来有机会到香港开会或途经香港时，我请陶然带我到那些早已耳熟能详的旧书店，它们往往散落于街边巷尾，在繁华都市，独守一片清闲。　　　　　　

最新一次他陪我淘书经历是2018年7月8日，我应香港公共图书馆的邀请，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与陈智德、黄念欣一起主讲“文学的成长叙事”，我谈的是曹文轩《草房子》的成长书写。陶然特意前来旁听，并给我带来了所要的图书。会后又帮我一一打电话确认几家二手书店的地址和营业时间，他还迈着沉重的步履，陪同我走访森记书局、乐文书店、梅馨书舍、序言书室、田园书屋等书店，那次我购买了台湾《中副50年精选》、刘克襄《随鸟走天涯》初版本、焦桐选编的《八十六年短篇小说选》等。

不仅是我，连我的学生都感受到他的热情待人。在得知陶然不幸猝逝后，我的研究生吴海燕回忆道：“去年香港匆匆一见，陶先生与我们师兄弟几人相谈甚欢，我还留了一本北岛的书，请他帮忙签字，他爽快答应了我，说经常会见到北岛，只是那段时间北岛在云南度假，我还打趣说陶先生比较忙，可能会忘记。他笑着回复说，你以为我老了吗！”

陶然是一个外表严肃、内心幽默的人。陶然常给人严肃的印象，尤其是朋友聚会时，他常常静默少语，他自己也说：“我性格如此，而且自知并无高见，每遇有高明谈古论今，我总愿意做听众的角色，以增见识。其实朋友见面只是为了友情氛围，话多话少不是问题，所谓尽在不言中。”

他性格安静，但有时也会跟我们到KTV狂欢。2007年12月10日，在暨南大学出席“曾敏之与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当晚参加完曾敏之先生90寿宴后，陶然、曹惠民、凌逾和我等几个朋友意犹未尽，到天河东路155号K歌王唱歌。虽然他只是轻唱一首，便静静地退到一旁听歌，却很仔细观察我们每个人的神态，并在事后撰写成文《广州夜色》：

那晚人们脱下了教授的光环，还原本色，大帅表演童真，动作狂放；OK也不甘示弱，与他构成互动画面；连C也手舞足蹈，狂歌当醉。只有L依然安静地唱，唱出了让举座惊叹的动人歌声，原来是真人不露相，一露相便把人们镇住了！有时人在不经意中才能露出真性情，这种毫不修饰的率性，有不设防的纯真，我们又回到了从前。

陶然幽默的一面在2002年11月11日发给我的电邮中更是可见一斑：“坏孩子勇麟博士后：望成了长颈鹿，以为如你会前在福州信誓旦旦所说的那样：衡山路见！哪里晓得坏分子只顾和美眉厮混，坏了哥们儿义气，不但咖啡喝不成，连人影都不见！下次狭路相逢，须吃洒家一刀，方解心头之恨！”他说的是2002年10月27至29日，出席复旦大学主办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期间，我们事先相约到衡山路喝咖啡未果一事。起因是那年5月17日，陶然来闽参加福建作家协会、《台港文学选刊》和福建画院合办的“秦岭雪诗集《明月无声》研讨会”，住在福州西湖宾馆1号楼204房间，我18日中午去看他，获悉他前晚钱包失窃，还好深夜被人“捡到”，只是里面的港币和人民币都不见了，证件和信用卡俱在，是不幸中的万幸，不然回去乘飞机都成问题。为了表示东道主的歉意，我答应10月到上海开会时请他喝咖啡，不知为何没约成，留下一段回忆。

千古文章未尽才

自古多情伤离别，3月9日晚从秦岭雪、周洁茹、赵稀方的微信和凌逾的电话中，相继得知陶然去世的消息，我如五雷轰顶，忍不住失声痛哭，人一直恍恍惚惚，不相信这一事实。因为千古文章未尽才，陶然还有很多写作计划等待完成。

陶然跟我说过：“我想重新拾回在前几年福州世华会议上与花城社长谈好的长篇，拖了多年。詹秀敏叫她手下一个人，跟我联系，要看书稿。我才写近三万字，须赶写。”2月26日他又告诉我：“林滨说，‘昨日纪’下半年拟列入出书计划。这‘思想起’，也是你的思路，希望写成万隆、北京、香港的文学回忆录性质的一本书。”

去年在槟城，我曾把他在《文汇报》的“昨日纪”专栏推荐给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林滨副社长。“思想起”则是今年他新开在《大公报》上的专栏，开栏之前他告知我，专栏两千字左右，每周四刊出，并与我商量专栏名称和内容，我建议他写文学生涯的回忆录。此外，林滨知道陶然与蔡其矫先生交往多年，在蔡其矫的直接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陶然与蔡其矫的文学交往、人生交往，是蔡其矫文学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真实、全面地挖掘与记录他们交往的时代变迁和文坛风云，以及对文学理念的探讨、对艺术人生的追求，可以丰富蔡其矫的研究资料，增加读者对蔡其矫的认识、有助于研究者对蔡其矫的深入研究。他特意约陶然写一本关于蔡其矫的书《我与诗人蔡其矫》，书已交稿，也还来不及出版。

在天人永隔之后的几天里，我还陆续收到他生前从香港寄来的两箱图书，睹物思人，情何以堪！林岳桦安慰我：“老师，正面来思念陶然老师，其实他是有福之人，生前没有受苦，还可以天南地北到处去旅游，时间到了，他离开我们身边，但是相信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虽然不舍，还是要接受，大家互相勉励，好好照顾自己，珍惜当下。”这使我想起陶然在2015年1月17日所写的《痛别——悼曾敏之》中的最后一段话：“如今，曾公走了，据说是在睡梦中安然离去的，有些突然，但走的时候应该没有痛苦，这又值得安慰。回望曾公一生风雨，无愧人生，是凡人，是长是短，终有一天要离去，曾公离开我们，虽然痛心，但他留下的精神，却让我们永远缅怀在心间。”我想这一段话也可以借用来代表所有人对陶然突然离世后的感受。

陶然兄，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是好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