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木偶剧团制作出品的人偶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近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该剧改编自沈石溪的同名短篇动物小说，讲述了抗日战争年代，西双版纳傣族少年波农丁与小象噶羧在雨林中结缘，后因战火的到来，噶羧被训练成一头战象的故事。《最后一头战象》运用时下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和制偶技术，将文学作品语言转化为戏剧作品语言，同时在制作上与英国设计团队合作，力求“中国故事，国际表达”，是一次创新性地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为舞台剧的实践。就改编而言，该剧对原著进行了较大改动，有得有失，值得我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要谈改编，我们需先清楚原著的故事内容及创作背景。战象作为一种威力巨大的战斗伙伴，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热兵器时代后，战象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1996年，我国在西双版纳成立第一所驯象学校，训练大象从事各种劳动和杂技表演。作者沈石溪就是作为象校的助理教员，整整8个月与大象朝夕相处、亲密接触，才对大象的历史、行为、脾性有如此深刻的了解，写出了《最后的战象》这一则感人至深的故事。原著以一个来西双版纳曼广弄寨插队的外乡人的视角，讲述了解放前傣族象兵队在洛江畔英勇抗击日寇，80多头战象几乎全军覆没，只留下重伤的噶羧这“最后一头战象”。村民为感激噶羧抗敌将其治好养了起来。26年后，噶羧预感到自己的死亡，它挣扎着披上当年战斗时佩戴的象鞍，离开了寨子。外乡人和噶羧的照看者波农丁在后面跟着它，原本是想寻找象冢中的象牙，然而噶羧最后并没有回到自身象群的象冢，而是来到了洛水河畔，与当年跟自己一起抗击日军的战象们死在了一起。外乡人和波农丁见此大受感动，放弃了寻找象牙，默默埋好噶羧后离开。小说通过对战象和少数民族团结抗敌的历史事件的回忆、对噶羧凭吊战场的描写，生动体现了人与象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情感，歌颂了战象英勇抗敌、重情重义的品质。

人偶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将原著改编为这样一个故事：傣族少年波农丁少时与小象噶羧结缘，村民扎卡为一己私利杀死了噶羧的母亲巴娅，后因日军逼近村寨，国民党的军事长官要求打洛村抓捕野生大象，并要求村长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它们训练为战象，因象的数量不多，年幼的噶羧也被抓去训练，在残酷的战争中，波农丁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昆哥，噶羧最后在一片狼藉的战场上找到了波农丁，最终噶羧老去，波农丁送它去往象冢。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上海木偶剧团并未采用我国传统木偶剧的表现方式，而是采用国外流行的“人偶剧”的表现方式，即让演员装扮成偶，以及如同几年前《战马》舞台剧一般实行人偶同台。剧团还制作了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象偶，并在其中融入了传统木偶戏的机械结构。这种表达方式可以看作是剧团结合国际合作优势和自身审美个性所实行的对我国文学作品的一种“国际表达”。同时，该剧舞美、作曲、录音、灯光、制偶、多媒体与舞台技术等相关制作人员强强联合，用自身审美优势将文学语言转化为舞台剧语言，其叙事方式、表现形式富有创新性，是文学作品改编人偶剧的一次有益尝试。在人物塑造上，编剧在原著基础上增加了很多人物及情节，如增加了少年波农丁与噶羧童年时期的形象，两者在雨林中相识的情节源于沈石溪另一则小说《给大象拔刺》；剧中噶羧的妈妈“巴娅”这一名字源于沈石溪小说《象冢》中的一只母象；村长帕法这个角色来源于沈石溪小说《愤怒的象群》中的帕珐村长；而扎卡这一角色则类似《愤怒的象群》中利欲熏心的酒鬼岩温扁；此外还有坤哥、吕团长、泰国军官、二丫、玉香等编剧新增的角色。这些新增人物丰富了故事内容，推动了情节发展，可以理解为制作团队对原著故事的丰富和深化。

但不得不承认，人偶舞台剧《最后一头战象》所展现出的主旨精神，确与原著相去甚远。改编最重要的是要忠实于原著的题旨和灵魂，人物、情节、细节均可根据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调整，但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原故事内容的道德价值取向是不能被解构和颠覆的。该剧将一个原本与少数民族共同抗击日寇、在最后的生命时光都要披上战甲、死在洛水河畔的战象，改编成是被傣族村民扎卡杀死母亲、被迫受训成为的战象，这本身就是对原著“战象”形象的颠覆。其次，原著中原本是傣族村民救了受重伤的战象噶羧，剧中却改为了毫发无损的噶羧在战场寻找波农丁，噶羧有没有参与战斗，其为什么是“最后一头战象”也并未得到解释和体现。再者，原著中的战象骁勇善战，是强者的象征，它们与傣族人民互利互助，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改编后的战象则是以一个弱者的形象被村民以非人道的方式抓捕、训练，并且在人物台词中表明了之所以送战象上战场，就是去“送死”。编剧将傣族人民和大象两个团体之间的感情，缩小到幼象噶羧和小波农丁两者之间的情感，似乎除了波农丁，其他人都不爱护大象，都在利用和迫害大象，这也解构了原著中傣族人民与战象多年积累下来的深情厚谊。最后，该剧增加了母象被杀、小象被捕、人类残忍训练大象等原著没有的情节，却对原著中噶羧临终感谢村民养育之恩，去往洛水河畔陪伴战友这一事关“最后一头战象”题旨精神的主要情节完全删去。一个原本主旨意义是少数民族共同抗击外敌，人与象相互依存，战象英勇善战、有情有义的故事，就这样被改编成了傣族人民为自身利益迫害大象、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反思、反战等“西化”的主旨，甚至不惜为了营造这样的主旨，将原著中傣族头领拥有的、威风凛凛的象兵队改编成因国民党军队需要抗日，吕团长强迫傣族村长帕法临时组建象兵营，这显然既不符合傣族战象的历史传统，也不符合原著题旨和美学精神。既是改编，就应是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改；而要忠实于原著，最核心、最关键的是要忠实于创作者对原著价值内涵、精神指向和美学意蕴的深刻理解。如果脱离了原著的“魂”，只留下诸如故事背景之类的“壳”，则是离经叛道、不符合改编原则的。

要走出国门，首先要讲好中国故事。表达可以国际，技术可以创新，人物、情节可以适当修改，但故事的“中国魂”不能丢，原著的中心思想、主要的道德价值取向不能丢。技术是为艺术服务的，如果只套东方奇观的外壳，内里却是西方思维那一套，将中国故事从内容乃至中心思想都“西化”，剔除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学精神，那即是缺失了对自身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即便用再先进的技术进行表达，其对中华文化的转播效益也是大打折扣的。正如文艺评论家仲呈祥所说，在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时，宜用加法，慎用减法。改编不仅要结合艺术形式表现的特殊规律和创作者对故事的理解，也需坚守对中华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惟其如此，中国故事才能在反映中国精神的基础上更好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