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牧同志是现当代著名的评论家、散文家、编辑家。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多年，和他有频繁的接触。中国有一句话：“天地君亲师。”过去常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从搞音乐史、音乐评论，转到《文艺报》搞文艺理论与批评，是组织的安排，和冯牧的决定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冯牧是我的导师，是我的领路人，也是我的培育者，包括生活上，他对我们也很关心。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7年初，当时文化部刚刚恢复，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冯牧、吕骥、张东川、许翰如都是负责人，冯牧排第一。后来吕骥、张东川、许翰如都调走了，丁宁、徐非光、江晓天进入领导班子。冯牧在拨乱反正中有大功劳，可以说打倒“四人帮”之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冯牧是领军人之一。当时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林默涵等同志尚背着“文艺黑线”的黑锅，许多老同志都没有被安排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担负了文艺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冯牧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他非常关心创作，他看了很多的作品，我接触的领导人里面看作品最多的，在我的印象里一个是陈荒煤，一个是冯牧。荒煤看电影剧本，冯牧看文学作品，看了之后，还要找政研室、《文艺报》的同志谈，他集思广益，或者发表文章，或者在报告里面讲，甚至找作者本人谈话。像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没有冯牧就不会顺利出来。像邓刚的《迷人的海》、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诸如此类很多的作品，他都鼎力支持。冯牧看了很多作品，他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只会在书斋里面做学问的坐而论道者，而是在实际工作中为党为人民培养了很多文学人才，推出很多文学佳作。文化部政研室里面分两个组，一个是调研组，我是理论组成员。当时文艺创作一片萧条，繁荣创作是很重要的任务，但是有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有的人还在劳改，还在监督劳动，有的人还戴着黑线人物、黑线头子的帽子。如果当时不拨乱反正，不恢复文艺机构，不给一些人平反，文艺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巴老提出一个口号，叫“作家要下去，创作要上去”，这是很重要的。冯牧在拨乱反正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是贺敬之提议的，请冯牧当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他们配合得非常密切，关系很好。研究室调研组调查过小说《刘志丹》问题、“样板戏”问题、“文艺黑线”回潮问题等等，调查了许多文艺界的冤假错案。理论组撰写了许多清理“四人帮”流毒的重头文章。这些都是在贺敬之、冯牧的领导下进行的。我只举很少的几个例子：

一个是天安门诗歌的平反。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说成是总后台，如果天安门事件不平反，邓小平能彻底平反过来吗？文艺界给天安门诗歌平反做了最多工作的，一个是童怀周，公认的，历史不能忘记他们，写文学史要写这段。周扬在四次文代会的报告里面讲，天安门诗歌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敲响了“四人帮”灭亡的丧钟。那个时候“两个凡是”还很厉害，文艺报刊中最早发表文章给天安门诗歌平反的是《文艺报》。1978年5月，开文联全委扩大会，决定恢复《文艺报》。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面世，冯牧和孔罗荪是主编。复刊号发表了周扬、李春光等在全委会的发言。李春光的发言中有大段为天安门诗歌平反的文字。我于1978年9月初到上海出差，去了两天，冯牧给我打电话，他说你马上回来，我说什么事，他说回来再说吧，我赶紧买了车票回来，他说你赶快写一篇为天安门诗歌平反的文章，我很快写出来交给冯牧。在秋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11月18日，北京市委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文艺报》早就准备好文章，在12月号上发了署名郑汶和童怀周的两篇平反文章。再一个，“黑八论”的平反，也是《文艺报》首先提出来的。1977年有关同志找到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肯定了教育战线十七年工作的主流，然后把它引申出来，文艺界也应该平反，那是1978年秋冬。那时许多同志在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平反的发言、文章中纷纷说，为什么讲我们是“黑线专政”呢？我们是批判黑线的嘛，我们和黑线是对立的嘛，胡风的“写真实”论，我们批判过，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我们也批判过，我们是红线不是黑线。1977年底，《文艺报》约中央政策研究室写过一篇文章，是邓力群、林涧青他们组织的，具体是他们下面一个同志写的，写了以后，有一天冯牧找我说，你陪着我看一下林涧青，因为林涧青是我父亲的战友。他们交换意见时，冯牧提了点小意见，涧青同志要我动笔改一下，我只在个别地方做了语气上的小改动。过了年，《文艺报》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文中说，“黑八论”中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是可以讨论的，时代精神不是各种精神的汇合体，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精神，但是它在政治上不是黑的问题，而是个学术问题。其他的所谓“黑论”并没有错，当年是错批了。所以，是冯牧、罗荪主持的《文艺报》，首次公开为“黑八论”平反。

当时拨乱反正是要担风险的，“两个凡是”的势力还很大，1977年4月，文化部理论组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这里面讲了“全面专政论”是“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必须推倒。后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让社科院出了一个简报，说众所周知，“全面专政论”是毛主席、周总理肯定过的，《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出来必定会在全国引起混乱。当时的贺敬之、冯牧他们把这个事顶过去了，而且他们都去承担，没有追究执笔者的责任；还有一件事情，1979年初开理论务虚会，冯牧也是参加者，后来出了一个简报事件。文化部出了一个简报，说冯牧在务虚会上讲了，毛泽东的“六条标准”是六根棍子。我和冯牧不是一个小组，我不知道冯牧在会上讲了什么，但是每一个人的发言都有仔细的简报，简报上没有这个话。后来在丁宁的主持下，以室的名义写了个东西，报送文化部，为冯牧澄清问题。过了不久，文化部成立政策法规司，原来的研究室整体划给文联，成为“中国文联研究室”。

冯牧最后一次布置我写文章，是1983年。那年，文联召开全委会，要通过一个《文艺工作者公约》。当时，职业道德已成为众所关心、极需强调的问题。我奉命写就，全委会通过后刊于报端。此后，冯牧全力和有关同志一起抓作协工作。我在文联，我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少了，见面也少了。但逢年过节，遇到什么特殊情况，还是要去看望冯牧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友谊医院，他已病危。他说诸葛亮活了50多岁，杜甫59岁就死了，我活了70多岁已经很满足了。听了这个话，我感到心里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知道冯牧当时情况很严重，老领导和我诀别了。我觉得冯牧是一位有大功劳、非常值得怀念、值得学习的老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