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在文学的创作活动中向来是重要而难以梳理的话题，当然，它的魅力也正在于困难。

一个显而易见的层面是作品的面貌。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期，不少作品出于文化的理由，把地域文化的表现当做作品的重要追求，如《老井》《最后一个渔佬儿》等。《老井》当然写的是人，是旺泉和巧英的爱情悲剧，但这个悲剧的感染力来源于太行山区老井村的传统文化对人的命运的规定、裹挟、束缚。祈雨的传统、兄弟共娶女人的习俗、庙里的大戏、盲人演唱、神婆、山歌、传说，等等，独特的地域文化元素，与山村恶劣的生存环境、人的梦想与挣扎交织在一起，从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凸显出命运的严酷、人的坚韧、理想的崇高。《最后一个渔佬儿》面对的是传统的打鱼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只有呈现出“传统”的丰满，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生活方式的凋零及其伤感，而地域文化元素恰好可以承担展现传统的重任。葛川江独特的自然风光、渔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鱼类知识、滚钩的工艺、渔家风俗，没有这些地域文化的烘托，福奎的凄凉和边缘化便难以凸显，最后一个渔佬儿的挽歌便不足以被喧嚣的时代听见。作为对全球化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反应，作为一种文化自觉的态度，许多新时期文学的作品，不约而同把对地域文化的表现视为一种叙事的策略，《红高粱》《商州》《爸爸爸》等等，都是如此并由此形成了影响广泛的“寻根文学”潮流。

当然，在当代文学的进程中，地域文化并非仅仅是一种叙事策略。在后来的创作中，地域文化不再是动机分明地表达一种文化态度，而是人物生存、生活和命运展开的有机组成，是人物之所以如此的说明，是作家之所以叙事的根据之一，是虚构世界得以成立、自恰的天然逻辑。比如大多数藏地作家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高原地域文化、自然特征、社会风貌，《水乳大地》漫长生活中的坚韧、《绿松石》历史螺旋前行的善良、《放生羊》日常生活轮回中的慈悲，都是藏地高原地域文化与人物命运交融一体的具体呈现；大多数草原作家的作品，都带有与农耕种植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的牧业生活以及草原文化和自然环境，如《狼图腾》《狼孩》等在草原文化的背景下，对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复杂关系的表现；而《敦煌本纪》则以80万字的篇幅呈现了大漠戈壁世界。作品以甘州、沙州、凉州、玉门关、莫高窟、嘉峪关、乌鞘岭、祁连山等，展开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大地；以开窟、守窟、争水、伐冰、文武和事老协会、马帮等地域生活细节、文化事件，描绘出一幅西域大地上前赴后继、意气澎湃的恢弘画卷。在这些作品中，地域文化不再是与另一种文化冲撞的反应或策略，而是确凿的建筑结构，是作品不可分解的精神气质。

另一个层面是主体层面，是作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尽管作家的主体世界构建有先天禀赋、教育学习、生活阅历、训练实践等等因素，但作家成长或长期浸润的文化环境，即地域文化，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深刻影响作家的文学观念、题材选择和把握、思维乃至语言习惯。在这个层面上可以把地域文化看做作家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它对作家的影响是终极的、毕生的，不会因为作家生活所在地域的迁徙而变化，比如生活在北京的沈从文，写出的是湘西世界，同样生活在北京的废名却把鄂东大山作为创作的背景地。地域文化基因在不同作家的创作中，在同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中的表现是如此的常见、纷繁和不同，以至于我们往往把它视为日常，不去专门关注，或者简单地一眼带过，也或者孜孜以求，也未能梳理出它影响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轨迹。《四世同堂》既体现了地域文化对作家语言风格的影响，又鲜明地体现了地域文化对作品题材、审美的影响。地域文化对创作主体的影响也可以潜藏在更深的诸如世界观或哲学的层面，沈从文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被称之为“天人合一”的审美哲学，它事实上是荆楚文化中以“老庄”为代表的自然无为的自由精神。学界多年来一个基本的共识是，荆楚文化的审美旨趣如阴柔之美、素淡之美、自然之美、天地大美等等观念，在整体思维方式和具体文体的创作实践上，都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学以及艺术。沈从文对湘西神秘世界的展示，对闭塞、原始、古朴地域风情的描绘，对楚地文化、自然地理乃至诗意生活的呈现，就是地域文化对创作主体建构和影响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例证。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荆楚文化是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域文化的一部分，它有鲜明的特质和独特的内涵。在倡导突出荆楚特色和长江元素的当下，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它的内涵、表现形式以及它对创作曾经的影响。在谈到荆楚文化时，人们自然首先联想到楚国先民筚路蓝缕的精神、屈原的诗歌、浪漫主义、巫术以及漆器、编钟等。这些无疑是荆楚文化的一部分，但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还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散文、长江文明、江汉平原人与水之间的关系，以及因为水而积累的各种文化，比如江汉平原的三棒鼓、花鼓戏、楚戏，这些文化很大程度上蕴含着人在水的包围中生产生活生存的智慧、观念、情感。三棒鼓就是洪水泛滥后走乡串户谋取生存的常用道具和表演形式。

总的说来，荆楚特色大致上有，以楚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抒情传统，充满热情和奇特的想象；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的文化哲学，这是荆楚文化中带有系统性、整体性意味的本体论思想，在美学追求上它强调自然、直觉、意境、气韵、体悟、想象等等，这些今天人们论及艺术仍然不断探讨的话题，其源头正是荆楚文化的老庄思想；围绕水而衍生的水文化以及水社会。在河流密布的荆楚大地，人与水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或主要部分。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人们不仅思考着堵、疏这些基本的治水策略，也有诸如围垸、挽堤、造田、养殖、造船、航运、织网、捕捞、抗洪、防汛等复杂而系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风俗；荆楚地域有影响的戏曲文化，历史文化、革命文化以及改革开放40年进程中产生的地域性现象，如建筑之乡、小龙虾第一县、世界一流的桥梁大坝建设队伍等等。

这些不算严谨的归纳，包括了地域文化的各个层面，它们在当代文学中的呈现当然是不平衡的，有的表现的充分，有的没有得到呈现或者很少被观照到。鄢国培的《长江三部曲》把国内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通过轮船公司和航运事业展现在千里长江之上，集浓郁的地域风情和长江元素为一体，堪称一部磅礴的表现长江元素的宏大叙事。映泉的三卷本《楚王》涵盖从楚国的创立到灭国，作家比较系统地展现了早期荆楚大地的地域文化和长江文明。在他们之后，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多部长篇，对大别山的自然地理、社会风情、民间风俗、革命历史给予了立体的观照和书写，某种角度上，这些作品健全和丰富了社会对大别山的认识。池莉的《来来往往》《汉口情景》也从未有过地扩大了外界对汉口城市风貌和地域文化的了解，传达了一座城市的气质。而近年来李修文在散文创作中，十分重视荆楚地方戏曲元素，以艺术实践阐释了创造性转化的魅力。

在新时代的文学发展中，无论是自觉把地域文化变成艺术表达的语言，还是进一步凸显荆楚特色和长江文化，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待于真正扎根人民，汲取地域文化的营养，把优秀的地域文化转化成为艺术血液和本能，贯穿字里行间，彰显出有根底有基因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