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如遭电击，认为这话说得太精辟了，由此对作者大为佩服。这句话出自汪曾祺的《怀念德熙》一文：“同时具备科学头脑和艺术家的气质，我以为是德熙（注：朱德熙，汪曾祺大学同学，北大教授，著名学者）能在语言学、古文字学上取得很大成绩的优越条件。也许这是治人文科学的学者都需要具备的条件。德熙的治学，完全是超功利的。在大学读书时生活清贫，但是每日孜孜，手不释卷。后来在大学教书，还兼了行政职务，往来的国际、国内学者又多，很忙，但还是不疲倦地从事研究写作。我每次到他家里去，总看到他的书桌上有一篇没有完成的论文，摊着好些参考资料和工具书。研究工作，在他是辛苦的劳动，但也是一种超级的享受。他所以乐此不疲，我觉得，是因为他随时感受到语言和古文字的美。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9月7日，此前不久，朱德熙病逝于美国，汪曾祺情难自抑，撰文回忆大学时代的这位挚友。“感受到工作中的美”，这样的人生，确实是值得一过的。
有一天，我在读朱光潜的名文《“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时，读到了同样的意思：“哲学和科学穷到极境，都是要满足求知的欲望。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他自己所见到的一点真理（无论它究竟是不是真理）都觉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热忱去欣赏它。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了。‘地球绕日运行’‘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一类的科学事实，和《密罗斯爱神》或《第九交响曲》一样可以摄魂震魄。科学家去寻求这一类的事实，穷到究竟，也正因为它们可以摄魂震魄。所以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没有隔阂。”（《谈美》，安徽教育出版社）如果说，“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是一句判断的话，朱光潜上面的话简直就是对它的详细论证，最后的结论是：“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没有隔阂。”
1929年，《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朱光潜说：“一到英国，我就替开明书店的刊物《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搜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这部处女作现在看来不免有些幼稚可笑，但当时却成了一种最畅销的书，原因在我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我和广大青年建立了友好关系，就从这本小册子开始。此后我写出文章不愁找不到出处。接着我就写出了《文艺心理学》和它的缩写本《谈美》。”（《温和的修养》，东方出版中心）《“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出自《谈美》一书，该书初版于1933年，其时，汪曾祺13岁，正读初中二年级。1934年，升入初三，其时，“（语文老师）张道仁给予汪曾祺很大的影响。张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是他比较系统地把新文学传到高邮。汪曾祺曾在专写给张先生的一首诗中称赞他：“‘汲汲来大夏，播火到小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张道仁向自己心爱的学生推荐当时较好的励志书，这是一种可能。
1939年至1944年，汪曾祺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认识了仰慕已久的朱自清、闻一多和沈从文等著名学者，特别是沈从文，更是成为他一生的良师益友。而沈从文和朱光潜，至少在1936年就是好朋友，“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了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我……杂志一出世，就成为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温和的修养》，东方出版中心）据介绍：《文学杂志》于1937年5月创刊，至8月，出了4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1947年复刊，1948年出了6期后终止，前后共出了3卷22期。可见，沈从文和朱光潜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由沈从文向汪曾祺推荐朱光潜的书，也是情理中的事。
总而言之，“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汪曾祺的这一思想，是来自朱光潜的影响的。
说到沈从文和朱光潜的友谊，我不禁想到抗战初期两人一起逃难的故事。事情的经过见朱光潜写于1938年的《露宿》：“由平到津的车本来只要走两三点钟就可达到，我们那天——8月20日，距北平失陷半月——整整地走了十八个钟头。晨8时起程，抵天津老站已是夜半……我们路不熟，遥遥望着前面几个人影子走，马路两旁站着预备冲锋似的日本兵，刺刀枪平举在手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的命就悬在他们的枪口刀锋之上，稍不凑巧，扑剌一声，便完事大吉。没有走上几步路，就有五六个日本兵拦路吼一声，叫我们站住。我们一行四人，我以外有杨希声上官碧黄子默，都说不上强壮，手里都提着一个很沉重的行李箱走得喘不过气来。听到日本兵一吼，落得放下箱子喘一口气。上官碧是当过兵、走过江湖的，箱子一放下，就把两手平举起来，他知道对付拦路打劫的强盗例当如此。在这样姿势中他让日本兵遍身捏了一捏，自动地把袋里一个小皮包送过去，用他本有的温和的笑声说：‘我们没有带什么，你看。’包里所藏的原来是他预备下以后漂泊用的旅行费和食粮，其他自然没有什么可搜。” （《大美人生：朱光潜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位很有逃难经验的上官碧实在太有意思了，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沈从文，上官碧是他那时常用的一个笔名。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里写道：“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在借书上很大方的沈从文，把朋友朱光潜送给自己的书，转借给自己心爱的学生，也是很正常的事。
对了，这里提到的杨希声，就是杨振声，希声是他的笔名。1937年，杨振声、沈从文和朱光潜一起逃难，正是《文学杂志》出满4期的时候。三人关系之好，是可想而知的。
今年1月，历经8年编校、共计400余万字的《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尽管手头已有汪曾祺作品的绝大多数单行本，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这套 “迄今为止收文最全”的12卷《全集》。展读新书，重读《怀念德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美好的感觉一点不亚于初读。这使我想到，汪曾祺不仅是一名“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更是一位追求文学之美的践行者，“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外统”，他对文体之美、文字之美的探索和坚持，是他的文章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关键所在。多少名家的作品，甚至获大奖的作品，热闹几年之后就无声无息了（大多数是文字较平，经不起重读），而汪曾祺先生离开人世22年了，他的书却每年都在出版，数量已经超过生前。《全集》一推出，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可见他的“热”度远没有降温。这位秉持“人间送小温”写作原则的作家仍在人世间传递温暖。他的文章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的，你无法一目十行地打发，这一个一个活着的文字，像小鹿，像水晶，像青橄榄，像带露珠的晓荷，灵动、有趣、醒目、提神，吸引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让人回味不已。我经常爱用泰顺的廊桥作比，很多桥造得或简陋，或结实，但都不美，我们过桥，从此岸到彼岸，目标完成，经常“过河拆桥”，并不把桥放在心上。而泰顺的廊桥，结实自不用说，桥造得美轮美奂，桥上还建起屋子，雕梁画栋如彩虹飞架水面，人们过桥，桥本身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风景。汪曾祺的作品就像廊桥，你在知道故事的结局后仍愿意从头到尾再读一遍，正因为她那妩媚的美：文体美、文字美。“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这其实也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