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或者说古代的中国，经常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不少学者和知识分子理解成一个只知道自己的存在，忽视或者根本不知道、也不承认我们自己之外其他各国各民族存在的状态。这种状态被称为“天下”观，也就是把整个世界、把整个人类生活都归纳到一个名为“天下”的观念范畴内。但实际上，中国古人的“天下”观念，正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通。它的核心并不是不知道他者存在或者刻意地忽略他者存在的那种无知或自大，而是一种将所有生命、所有个体都纳入同一整体的认识，以及根据这种认识来思考生存方式、设定生存秩序的实践理性。
中国的近代转折开始于天下观——古老悠久的“天下”观念的破裂。这首先是由西方列强外来的冲击造成的。在这一外来冲击面前，中国人固有的“天下”观被迅速地也是蛮横地打碎了，中国人和整个中国从思想轨道上被拉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竞争格局中。到今天，中国人在现代民族国家竞争的道路上刚刚行进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100多年，积淀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和中国文化历史深处的“天下”全面破裂，盘桓在中国人思想意识和话语习惯里的“天道”彻底分化，但是破裂和分化不等于消失。比起过去漫长的、有文本可以证明的2500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还有历史证据可以证实的4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相比之下，晚近的这100多年只是短暂的一瞬。在现代社会、现代世界的国际生存丛林中，挣扎、适应、奋斗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学习者。而中国和中国人过去在天下合一的观念里生活的岁月时长，则数十倍于此。
“人类命运共同体”单从字面上看，在当下中国社会常用语中可谓崭新。如有些专家、学者所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一个热词，始自7年前中国当代政治文件对它的醒目表述。其实，它的思想渊源极其久远。对中国人来说，它是从比我们眼前这100年更加漫长得多的数千年的岁月里凝结而成的古老生存经验和生存智慧。按照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今天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的强调和重申，主要包括三方面内涵。这三方面内涵，也是三阶段的期许：一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二是人类的共同责任，三是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这两个阶段充分发展之后达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境界。
在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想目标的道路上，伴随着其他各行各业谋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履行人类共同责任的努力，文学也应该而且必须承担一份独特的责任、做出一份独特的贡献。作家徐则臣说文学可以承担和表现人类共同情感。我赞成这个说法。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今天的还是过去的，所有我们能够看到的文学作品里面，都贯穿了与日常人生的各种状态相对应的情感表达。另外，就像学者李焰明教授所说，跨越语言、文化和民族、国家的疆界而长久存在的共同文学经典，是我们生活在文学世界里的人共同依赖的宝贵财富。
除此之外，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趋势格外突出的时代，但尽管如此，关于每个人的人格如何臻于完善和完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在文学世界里面都能找到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梦想、共同的精神追求。这种从提升个体生命价值的方向上凝聚起来的共同情感和共同精神追求，以及共同的文学经典财富所支撑起来的共同的文学生活，是在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阐释和规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候，我们文学家更应该着力去耕耘、建设的领域。
正如经济、贸易和科技等领域的中外交流能促进这些行业的繁荣和发展一样，中文和中国文学写作的发展和进一步的充实、丰富，特别是在把握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和接纳的世界的全新变化和复杂差异方面，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都需要更多、更深入地与外国作家交流对话，在交流对话中向外国文学传统和各国正在进行创作的优秀作家多学习，多吸收他们的经验，多关注他们的表达，多介入他们的思考。这并不只是为了满足今天的一时之需，也不是眼前才出现的一种趋势，而是中国文学早已有之的一种发展格局。回顾我们中国文学的历史，特别是现代白话文学兴起和发展的百年历程，这一历程的每一步，都记载着中国现代的伟大作家向各国文学谦逊学习、全面汲取各种营养的生动事迹。
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鲁迅先生，他的文学成就完全得益于他本人青年时候就开始的对世界14个语种和数十个国家、200余种类型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社会科学理论著作的广泛而持续的翻译。通过翻译，鲁迅把这些作品和作者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在翻译过程中他自己更在积极地学习、批判和吸收。没有对国外文学、艺术和思想学术的翻译介绍和批判吸收，就没有伟大的作家鲁迅，就没有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开拓者们的杰出成就。整个现代中国文学本身，就是中外文学的多重传统在中华文学大地上融通会合、生机再发的结果。
这么看来，鲁迅文学院连续三年举办四届“国际写作计划”活动，既是中国当代文坛的创新之举，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换句话说，举办了“国际写作计划”这样广泛联系和团结各国作家的活动，鲁迅文学院才是名副其实的鲁迅文学院。这么多位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的作家、诗人、翻译家和文学教授，都共同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常会在写作或翻译的间隙，追问自己到底什么是文学，自己的文字劳作对读者、对社会到底能有什么样的作用。这实在是又出乎意外,又正在意中。从抽象的、一般的、普遍的理论意义上界定什么是文学、文学应该做什么，毫无必要，也从来不可能界定清楚，但是每个作家、每个在文学当中长期修炼的人，面对具体的创作情境，时时刻刻都需要根据自我的感受为自己所经营的文学下定义，为自己的创作下定义，特别是为自己的创作准备要做什么和能够做些什么下定义。没有这样一例例的具体而独特的定义，就像保加利亚作家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所说，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自己写下的就会被证明是还不如不写的那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