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沈德潜编《古诗源》，最后一首诗是无名氏的《鸡鸣歌》。开篇歌曰：“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坛唤……”我乐观地认为“汝南”的这只报晓的“晨鸡”又将高视阔步，雄健“登坛”，响亮地唤来又一个星光灿烂的诗歌时代，这就是21世纪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
“晨鸡”乃“神鸡”也，谁说不是呢？
诗歌的现代化，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
看来这只“晨鸡”虽然具有“神性”，已经孵化成熟，但她还没有破壳，还要啄破包裹在自己身上的胎衣和硬壳，才能引吭高歌，一显风釆。那么，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东西附着或是包裹在今天的诗歌身上，需要我们去啄破呢？我归纳了一下，主要有如下四点。
要啄破由文言文转变到白话文的“语言”障碍，实现中华诗歌的当代写作
无论传统旧诗还是自由体新诗，都面临着一个当代诗歌语言的重新认识与时代转换的问题。
对于旧体诗歌语言来说，承继的是文言文写作传统。五四以后白话文对文言文的全面覆盖，今天白话文生态已经形成。如果旧体诗歌写作仍然运用文言文，不仅自己感到别扭，还会给今天的阅读产生语言障碍。我以为今天的旧体诗词还是要坚持当代语境下的写作。旧体诗词的“旧”，主要表现在平仄格律的“旧”、诗词体制的“旧”，其他东西，都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总之是要有语言的当代面貌。
对于今天的自由体新诗而言，同样需要深度认识汉语言文字的特点。从诗歌语言来讲，不能不承认几千年来的中华诗歌实践，其触须伸向了各个领域，也抵达了种种可能的高度。它所创造的诗歌语言形式其美学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也是深入人心的。上世纪末叶，西方先锋文学艺术式样在华夏大地上闪亮登场，进行了充分的演示，用力不可谓不大。文学方面，小说语言的重新解构，朦胧诗的语言实验；美术方面，行为艺术大行其道；建筑设计方面，各种怪式建筑层出不穷。如此一来中华大地就出现了“唱歌不是用来听的，而是用来尖叫的”，“衣服不是用来穿的，而是用来行走的”等等这么一些“超现实主义”的视听奇观，真正的令人叹为观止。但是结果如何呢？结果还是绝大多数作家、诗人、建筑师设计师等，又理智地回归到文学及其他门类的现实主义传统。
要啄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急剧变革附着在诗歌身上的不适应症候，实现诗歌的当代文明写作
中国社会从农耕社会跨入工商社会、信息社会用了不过30多年时间。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人虽然到了今天，但许多想法却还留在昨天。也就是人的身体虽然进入现代社会，但是不少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尤其对于70年代以前出生的诗人更是这样。今天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快得令人头晕目眩。农耕社会遗留在人体内的“观念固化物”是不容易清除掉的，它甚至伴其终生。而人都有怀旧的情结，诗人尤甚。这就事实上妨碍了诗歌创作的时代性。
中华旧体诗歌是从农耕文明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因为旧体诗歌活泼的生命力，传统对于今天仍然有一种强大的影响力与覆盖力。传统是一双无形的巨手，某种程度上仍然操控着今天的旧体诗歌写作。以至于我们今天的不少旧体诗歌写作者还是习惯于传统思维，念兹在兹的还是小桥流水，梅兰竹菊等诗歌意象。但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是，对于今天的大多数诗人来说已经回不了“老家”。老房子已经拆光了，再也见不到烟熏火烤的土坯墙壁，也听不到吱嘎作响的木门声了。如果有，那也只是旅游景点的刻意装饰，是一只湖南湘阴电烤炉烤出来的涂满了法国花粉的“马家窑彩陶罐”。而显然这不是你要去的“老家”。“老家”只在你的想象中，甚至有些奢侈的“梦乡”。
在已经跨进工商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的时代门槛，并且已经生活了不少时日后，我们的诗歌思维是不是也要与时俱进，适应这种转变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这就需要我们的诗人用全新的当代视角来打量诗歌。特别是要强健诗人的脾胃来消化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在庄稼的无土栽培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诗歌的生长土壤无疑也要做到“有土能生长”，“无土也能生长”，具体说就是要在“当代文明”的营养液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但是进入当代社会后，诗歌是不是就一定得是硬邦邦、冷冰冰，没有柔软、没有生意、没有温度，面目可憎的那一种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人可以改变生产条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人虽然很能，对于无穷的宇宙时空而言，怎么着都是小打小闹。人无法根本改变自然。大自然仍然超越人而存在着。把眼睛放大里看，放远里看，我们居住的星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要改变的，只是观察世界的那一双眼睛和感知世界的那一颗心灵。发现自然、贴近自然、回归自然，从自然中吸取爱的源泉和生命的力量，任何时候都是诗歌创作所必需的。
要啄破诗歌创作的理论局限，实现中国文学艺术传统理论与西方现代文学艺术理论成果共享、优势互补的诗歌创作理论自觉
无论是旧体诗词还是自由体新诗都面临一个理论局限性的问题。今天的旧体诗词创作主要吸收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理论的营养与指导。是“诗言志”“思无邪”，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文赋》《诗品》，是《文心雕龙》《六一诗话》，是《沧浪诗话》《蕙风词话》《人间词话》等。而今天的自由体新诗，因为是直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主要吸收的是西方文学艺术营养和指导。是丹纳的《艺术哲学》，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以及各种名目繁多的“主义”，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有“现代派”“印象派”“魔幻派”等等，不一而足。
客观地说，无论是东方的文学艺术理论还是西方的文学艺术理论，都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都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文学理论与传统诗歌创作实践相互促进，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纳兰性德、郁达夫、毛泽东等等一大批或伟大或杰出的诗人，各个时代也都产生了同样或伟大或杰出的诗歌作品，出现了唐诗宋词元曲三座文学高峰。中华五千年文明历万劫而不衰，诗歌所起的作用，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现当代自由体新诗创作，虽然历史还不够长，经验还不够丰富，诗体还不够成熟，但是自由体新诗人顺应时代潮流，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大胆实验、大胆创新，同样产生了如郭沫若、郭小川、艾青、徐志摩等一批重要诗人，出现了《女神》《团泊洼的秋天》《大堰河，我的保姆》《再别康桥》等一批重要诗歌作品，为中华文学画廊增添了骄人的一页。
在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事实是我们的旧体诗人和自由体新诗人都吸收和消化了东西方文学艺术营养，只学习的程度不同，有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的差别。只是东西方文学理论的相互浸润与自觉吸收消化还没有形成一种风气，相互抵触、瞧不起的情绪也是有的，这不利于今天的诗歌创作。我们倡导旧体诗要多吸收西方文学艺术营养，自由体新诗要多吸收中华传统文学艺术营养，形成东西方文学艺术理论成果共享，优势互补的理论自觉，这才是可取的态度。
要啄破旧体诗人与自由体新诗人互不兼容的尴尬现实，实现“新”“旧”携手、共生共荣的中华诗歌发展局面
首先，在名称表述上不宜用“中华诗词”表述“旧体诗人”，用“中国诗歌”表述“自由体新诗人”等诗歌概念，他们应该同属“中华诗人”和“中华诗歌”。虽然这是历史形成的概念，在今天却极不利于诗歌的繁荣。
用“中华诗词”表述传统诗歌也不是很准确。当然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词，大家也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长此下去，谬误也会变成真理的。所以该较真的时候还是要较点真。“词”这个诗歌概念出现较晚，大概是在晚唐。“宋词”出现后又有“元曲”，后来又有明清兴起的“对联”。对联有韵，是诗的另一种表现艺术。毫无疑问归属诗歌，要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诗词”的“诗”虽然也包括了古体诗，但其本意似乎更偏重于“格律诗”。那么用“中华诗词”这个概括既没有照顾到前数千年，也没有照顾到后近千年。现在用“中华诗词”时，往往要加上一句说明“其中包括古体诗和曲”，这是很不科学的。
五四后出现的“自由体新诗”，是相对于旧体诗词的一个诗歌概念。因为近百年来的主流诗歌形式是自由体新诗（其中包括歌词），这样“中国诗歌”就是完全排除了中华旧体诗歌的一个专属于新诗的诗歌概念，这同样是不科学的。
毫无疑问，不管旧诗新诗，凡是中国人写的诗歌（其中包括海外华人的汉语诗歌写作）都应是“中国诗歌”。人为地将旧诗新诗分割开来，既不利于中华诗歌的整体推进，也不利于中华诗歌的海外传播。
诗歌有它自身的变化发展规律。我们发现百年新诗在不断的变，今天的新诗不仅跟五四时不一样，也跟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不一样，还跟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一样。旧体诗今天的回归传统、坚持传统也是一种时代新变，亦如当年韩愈的古文运动，事实上也是时代创新。中华诗歌将来到底是旧体诗吃掉新诗，还是新诗吃掉旧体诗，还是会创造一种既不是今天旧体诗式样，也不是今天新诗式样，而是一种全新的式样？对此，今天的人谁也无法预测，也没必要预测，诗歌有他自己的发展轨迹和时代模样。
但是可以断言一点，在今天这个时代，旧诗还不可能取代新诗，新诗也不可能吃掉旧诗。因为，新诗旧诗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作者群，也各有各的读者群，这就是中国诗歌的现实。那么用“中华诗人”表述新旧诗人，用“中华诗歌”表述旧诗新诗就是诗歌繁荣发展的理性选择与时代选择。
其次，在制度设计和政策扶持上要让“新”“旧”两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同喝一壶春天茶。由于历史的原因，新诗人归属“主流文学”阵容，旧体诗人则是自娱自乐的个人雅好，根本入不了“流”。当然现在这种现象有所改善。但是长达近百年时间，一个风光在前，一个寂寞于后，所形成的优越感或落寞感，其心理影响是一下子消除不了的。可以预期的是，随着文化体制的深度改革，人为设置的新旧诗人体制屏障和观念差异会自然消失。
再次，无论是新诗人还是旧体诗人都要放下身段，仔细地打量对方，多看对方的长处，亲近对方，分享对方的成功与快乐，把笑容和掌声送给对方。这样，对方的创作也就是自己的创作；对方的成就也就是自己的成就。这样，诗歌的整体力量就会放大。这样，全社会都会高看诗歌界、鼓励诗歌界，良好的中华诗歌文化生态就会自然形成，包括旧诗新诗在内的“中华诗歌”的伟大复兴也就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