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响，惊蛰到”，收到海飞首部儿童文学作品《石榴红》书稿时正值惊蛰节气前后，与书中提及的“惊蛰”遥遥相望，已相隔了微茫杳远的80余年——书中故事的开端，正是伴随着1937年的第一声春雷，它将女孩小欢从酣梦中震醒，记录下天真稚子满怀着的对春日降临的期盼，却也无形之中将那个时代“万家墨面没蒿莱”之下的暗流，搅动得更加汹涌激荡。1937年，因其所承载的不堪回首的过去，已成为一个富有丰富隐喻、沾染着刀光剑影的年份，而这部选择定位于1937年、即主要以日寇侵华、汪伪当政的上海“孤岛”时期为背景的儿童文学作品，正是通过9岁的女孩江小欢一声惊呼：“真的打了，春雷！”宣告了一些不言自明的时代况味。

海飞非常擅长将人性的繁杂深植于战争这类大事件，更长于将战争的复杂艰险嫁接于平常物事的细节中。此次他将儿童视角与战争题材相结合，本身就接近于一场文学“跨界”的冒险、一次创作分寸的较量。在通常观念下，儿童往往与弱小、天真、明亮这些词汇相连，而战争这一庞大猛兽却以坚硬、复杂而阴晦的姿态妄图强行介入一切，连成年人都无法完全掌控大局，遑论浮沉于乱世的儿童，唯有以童真视角无言地见证着令白璧蒙尘的罪恶。《石榴红》则挑战以儿童视角、儿童立场回归中华民族蒙难之际的历史现场，主要塑造了主人公江小欢这一纯真、坚毅而积极的人格形象。

小欢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更是积极的参与者，她拥有了自己的“潜伏代号”——石榴，以纯真而坚毅的眼神直面战争的苦难，随守护人江枫乔装打入敌人内部，机灵地周旋于危险边缘。尽管与书中的那些成年人如毫无卧底经验的江枫、随时可能暴露自己的陈芬芳等一样，这注定是一次又一次未必有效的争斗，而正是这种对贡献生命的无惧无畏，才铸就了小欢这一人格及故事本身饱满的生命力。当这些大众视野下的弱者亦奋力抗争之时，更是见证了中华民族惊雷般的力量。红榴似火，“石榴”小欢单纯却又拥有异于同龄人的聪慧与成熟，面对常人几乎无法承受的生离死别与重重压力，她哭泣、她忧虑，却依然真诚，依然乐观。在主人公小欢的身上，跃动着源自生命本初至为纯粹的赤子之光。

小说故事的讲述方式又与一个古老的文学母题——“寻母”紧密相连，这成为小欢行为的最大源动力。战争残忍地剥夺了无数家庭几代同堂、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骨肉分离在当时已不是罕事，只不过小欢的母亲安娜却是以更为主动的牺牲者姿态来放弃小我成全大我，无数个相似的人间悲剧变为浓重悲怆的“这一个”。文中多次出现的，是妈妈安娜教给小欢的《小手掌》歌谣：“我的小手，我的小手，像太阳/爬山坡，爬山坡/哎哟哟/爬到了腰上歇歇脚/爬到了肩上笑一笑/一爬爬到头顶上/到处都是亮堂堂”，到牺牲在即写给小欢的最后一封家书：“请用你美丽的双眼，代替妈妈翘首企盼黎明到来前的曙光，迎接头顶胜利到来时的暖阳”，前者欢快无邪、童心稚语，后者沉郁顿挫、椎心泣血，实现了从家到国的升华，不变的是萦绕其中昂扬向上的积极性——如初升的朝阳般的明亮底色始终跳跃于歌谣和家书之中，茕影将逝，信念得存，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所执著传递的火炬。

海飞生于浙江诸暨，越国故地，这部《石榴红》扑面而来的气息，是他早已熟稔于心的江南人事：从杭州的富义仓、大运河、灵隐寺，到上海的石库门、秋风渡、城隍庙，灵动熨帖的精妙笔致写活了20世纪40年代江浙一带的典型生活。这类江南小调式的诗意生活存续了几百几千年，战争并没有真正地将这一切席卷一空，坚兵利器也无法将所有温热的人心凝为寒冰，因而在小欢的世界中，生活总有一些相逢如柔暖的南风，将自己逐渐成熟的心灵拨弄得仿佛挂在廊檐下的铜制风铃，悦耳而又充满希望。小说家之外的编剧身份，让海飞亦擅长编织悬念与谜团，缜密地缀连史实如钱塘江大桥大轰炸、杭州火车站大轰炸于虚构情节之中，将小说写得犹如剧集般跌宕起伏，人物影像跃动眼前。

海飞曾刊发于《人民文学》上的两部中篇小说《麻雀》和《捕风者》，同样发生在日寇统治下的上海“孤岛”时期，战争叙述别具一格，鲜活深入。而《石榴红》这部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背景，战争狂风尚未肆虐，阴谋如深海中忽明忽暗的危险光芒，与上述作品有着相似的人物构架与时代背景。但在对抗战主旨“隐”与“显”的精准把控中，《石榴红》则采用了更为柔和低吟的笔调，完全以孩童澄澈透明的视角来展现出离乱与人性，静默深沉，却不失遒劲之力。可以说，海飞的这部“惊蛰之作”带给我们太多惊喜，那一声更比一声激烈的惊雷曾在1937年以后屡次响彻整个中原大地，并最终吹响集结的胜利号角，也必将在儿童文学题材范畴中激起更为开阔、更加厚重的影响。